本章适用于“有限治理”的理论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英国改变了自身立场，这对欧洲的社会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启动因子”。英国认为，欧洲社会政策，至少是它的指示系统，是根据在欧洲大陆各国的策略模式建立的。英国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在主权问题上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并为实施社会化指令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然而，在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后，英国对欧洲社会政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布莱尔政府认识到，英国的自我隔离对欧洲的社会政策已经损害了其国家利益。只有树立“积极的主权观”，才能使英国在欧洲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过，布莱尔同时强调，他支持欧盟社会政策应该是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调框架，而不是超国家的调控机制。这一理念在欧盟转向了社会政策的趋向从指令模式来协调的开放式方法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布莱尔政府在阿姆斯特丹欧盟峰会上对罗马条约加入新的就业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欧盟在其社会政策中确立了“有限政府”的原则，既在“优先领域（就业政策）”和“协调的实施方法”中，英国也改变了对欧洲社会政策的立场。当共同体超越国家，国否决多数表决来推动欧洲社会政策发展的机制，英国最终选择了“退出”。它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孤立的压力，但也阻碍了欧洲社会政策的发展。目前，在社会政策治理的明确限制下，联盟最终停止在这个问题上与英国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