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成为教育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各界都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例如，教育行政部门认为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离实际的倾向，提倡进行教育国情分析；教育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认为基层教育改革实践得不到教育理论的指导，甚至提出了“不要搞纯理论研究”的批评；一些从事教育领域交叉学科研究的同志则主张，要更新教育科学研究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开拓教育理论的新领域，完善教育科学的理论结构。教育理论界自身对上述看法则莫衷一是，相当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重视这些批评，对自身学科建设不满意，力求到教育实践中去寻找课题，但尚未真正找到出路和途径；还有的人认为，不仅仅有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还存在实践脱离理论、不以理论作指导的问题；也有一些同志则主张，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必须走思辨的道路，就是要研究概念、原理等深层次的准确界定。由此可见，目前教育理论界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客观因素固然很多，但关键是人们在对理论和实际、认识和实践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上有分歧。我们经常发现，在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中，讨论的各方所谈及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致使南辕北辙。本文拟围绕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思考并提出建议。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是概括地反映现实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的判断表述。人们在实践中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随后对它进行加工制作，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把这种理性认识按一定的逻辑进行必要的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为一个严整的体系，从而形成理论。因此，任何理论都是由概念和原理构成的，是概念和原理的系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并不是通过人为的强调去实现的，而是由实践和认识的对立统一逻辑地决定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关系当然也不例外。

笔者认为，我国的教育理论有三个层次，无论哪一个层次都是来源于教育实践的。教育理论的第一个层次是哲学层次，一般称为教育基本理论；第二个层次是决策支持层次，它是反映当代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的新的教育理论领域；第三个层次是直接指导教育第一线实践活动和教育改革的理论，属于教育理论的基础层次。教育理论的这三个层次既有相对独立性，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整体。哲学层次的教育理论带有根本性质，它能指导和制约其他层次教育理论的研究；决策支持层次的教育理论应能体现和丰富哲学层次的教育理论，并为实现科学的教育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当我们论及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也应从上述不同层次的意义上加以研究。

只有那些从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对实践发挥正确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无论前述哪一个层次的教育理论研究都必须从教育实践中来并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这就要求无论从事哪一层次教育理论研究的人都必须深入到基层教育实践中去。

众所周知，近代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就是教育理论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或者确切地讲，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近代教育学着重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研究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功能、教育的过程及教学的教育性等最基本的教育学概念和原理，形成了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经过近百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它除了研究上述基本问题外，还从理论上阐明教育同社会生产、教育同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德育理论、教育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等。教育基本理论的这一研究范围和研究层次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一方面要从教育是人类基本实践活动的意义上研究教育现象，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教育概念、教育原理、教育规律；另一方面还应从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最高度的哲学抽象和理论概括，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基本理论，使之成为制定我国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的哲学依据。尽管哲学层次的教育理论是概念和原理的系统，但理论研究工作仍然必须从教育实践开始，而不能坐在书斋里，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地去推演，去思辨。教育基本理论中有关概念、原理的界说只有在教育实践中才能逐步准确化、科学化，而不能关在屋子里去确定。例如，研究德育理论的人如果长期不到基层学校去，不了解当代青少年学生的道德面貌及其影响因素，不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是决然不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德育理论的。当然，既然是哲学层次，就必然有它的研究特点，必然注重理性思维，这是由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决定的。应当有一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侧重这一哲学层次的研究。教育理论哲学层次所研究的问题或许有时不能像“菜谱”、“药方”那样直接对某项教育实践活动发挥可操作的指导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视之为所谓“纯理论”而加以否定，甚至错误地导出哲学层次的教育理论“脱离实际”、“无用”这样的结论。事实上，目前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很不足，很不成熟。不过作者认为，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前者，是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无条件、无例外地深入实际，到活生生的教育第一线去寻找理论研究的课题和感性材料。作者在德国一所师范大学工作期间曾了解到，德国师范院校的所有教授和其他教师都必须固定联系一所中小学，每周必须有半日到中小学去讲课，从中发现教育理论研究课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尚且能如此重视实践，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理论工作者难道不应该更自觉地深入到教育实践中去吗？

当代教育的特点至少包括下述两条：①教育时空的扩展。当代教育早已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应该包括婴儿教育、学前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老年教育，最终体现为所谓“终身教育”。②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教育同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复杂的变化，集中体现在教育的功能和培养人的方向上。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当代教育是同整个社会系统密切相关的大教育。社会主义大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教育理论哲学层次中的概念、原理所不能解决的理论问题，如对教育系统的规模（特别是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人才规模）、结构（包括教育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人才结构）、经济行为（包括教育投入及其经济效益）等进行宏观管理的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决策等。这是当代教育现象及教育规律的反映与概括，它提出一系列教育理论领域中新的概念（如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过程、变换、反馈、控制等），新的原理（如整体原理、有序原理、反馈原理等），新的方法（如模型方法、信息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等），形成了新的概念和原理的系统，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意义。把教育理论的这个层次仅仅看成是“技术”而排除在教育理论之外是不妥当的。

决策支持层次的教育理论研究同样是源于教育实践的。应当明确，教育规划、教育决策、教育经济等理论课题尽管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但它们绝不是自然科学的应用领域，而是教育科学的研究领域。这些交叉性理论课题的研究目的绝不在于证实自然科学的可应用性，而在于揭示教育自身的规律。从事教育领域交叉学科研究的人首先要了解教育，熟悉教育现象的特点，学习教育基本理论。同时，要善于从教育实践中选择课题，借助数学和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教育领域的很多现象和因素是不可量化的，不必也不可能试图用高深的数学推导得出绝对量化的理想结果。否则，同样是脱离目前我国教育实际的。当然，决策支持层次的教育理论研究也必须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或许不直接研究诸如教育的本质、目的、功能、价值这些哲学层次的概念，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理论意义。否认它对于教育决策的支持作用。不过作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后者，教育理论界过去不大承认或不大愿意承认这个层次所从事的是理论研究，甚至认为这个层次所研究的不是“教育”的课题。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打破教育理论界沉闷状态的途径之一就是开展教育领域交叉学科的研究，以使教育理论在决策支持方面表现出它的生命力。

教育理论领域中交叉学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们凭空提出的，而是当代社会主义大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交叉学科从事着传统教育基本理论所不能回答的诸多理论课题的研究。从宏观上讲，包括研究教育子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同其他子系统的联系；通过教育预测、规划、设计、决策，研究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层次；研究教育系统的经济行为及其社会效益；研究教育（包括一所学校）管理的机构、职能、信息沟通和效果。从微观上讲，以研究教学过程为中心，涉及教学过程的信息传递本质；教师教的理论和学生学的理论及其心理过程；人脑的机制及人如何认知的理论；教学设计及教学传播媒介的选择与使用；课堂教学结构的优化；教学质量的评估。由于教育领域交叉学科多属于决策支持层次的教育理论，所以，比之哲学层次的教育理论，它同教育实践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更急需的教育理论，是体现教育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领域。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观念上更新对教育理论的认识。近现代教育学理论的人文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主要是哲学层次的。长期以来，教育理论工作者只习惯于这种哲学思维，习惯于思辨式的从概念到原理的推演，久而久之，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观念，似乎只有哲学层次的研究才是教育理论。这种观念的直接后果是教育理论界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对于当代教育现象、教育规律的新特点、新内容、新趋势反应迟钝，对于决策支持层次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要么不予承认，要么认为其只是“技术”，不属于“教育理论”。

与此相应，相当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对于数学、自然科学思维在教育理论中的适当应用难以接受。不少教育理论工作者其实也早已发现原有哲学层次的教育理论需要改造，需要完善，但在书斋里冥思苦想，总找不到出路和途径。事实上，出路就在眼前、在身边，只要跳出哲学层次的思辨领域，就会看到教育理论研究的广阔天地。而其他层次教育理论的研究也必然会反过来推动教育哲学的发展。例如，对于教学论的研究，当我们不再局限于认识论水平的“主导”、“主体”等概念上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教师教的理论，还是学生学的理论，都有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它们是心理科学、信息科学、脑科学、控制论、思维科学相互交叉的理论领域，大大发展了认识论水平上的传统教学论。科学史表明，很多在历史上不可想像、不可解决的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学方法的更新都一个个被解决了。教育科学中的许多疑难理论问题也必将随着教育领域交叉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地予以突破。为此，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变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来自自然科学领域，从事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的人要认真学习教育基本理论，要深入教育实践，要了解教育现象的特点，要熟悉哲学层次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切切不可把自然科学的规律、数学的公式生搬硬套到教育理论研究中来。另一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原有的教育理论工作者要打开眼界，从封闭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要适当学习一点数学和当代自然科学知识，要了解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形成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及其应用。这样，两支队伍就能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研究方法、共同的理论课题，形成在教育理论领域中合作攻关的局面。

教育理论的第三个层次是直接指导教育第一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这个理论研究层次一方面要回答现实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中提出的问题，给以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研究新的教育现象和规律，形成教育理论新的生长点，发展教育理论自身。例如，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学校教育整体改革和一系列单项教育改革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一理论层次的指导。开展这个层次教育理论研究的关键，其一是在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中要充分反映有关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的课题，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关的理论工作者要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些课题的研究之中；其二是提高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理论水平，要不断进行教育理论的普及和再学习。这个层次的教育理论研究，重要的不在于教育理论工作者是否置身于实践活动中，而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的问题给以理论的解释或发现新的规律，总结新的理论。

总之，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研究的唯一源泉，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在教育领域中除了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教育政策。40年来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表明，我国的教育实践活动基本上直接受教育政策的指导，其指导方式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和教育行政官员的讲话，其指导内容涉及了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经费、教育计划、教育规模、专业及课程设置、学校领导体制、招生、考试、升学及毕业分配等几乎全部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对于基层来说，教育政策是教育实践活动的直接依据，应该特别重视对教育政策的研究。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育实践三者应是协调一致的，教育政策起着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作用。教育政策一方面应遵循和体现教育基本理论所阐明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应符合我国教育领域的实际。40年来，从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院系调整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学位条例的实施，成功的经验表明，凡教育政策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实际的时候，教育事业就发展，就前进，政策就行得通。但是，40年中我们的教育事业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究其原因，主要反映为某些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教育政策的制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十年动乱中，还是近十年，对某些导致失误的教育政策，教育理论工作者曾及时地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因此应该说，教育上的失误往往并非教育理论的失误，而是教育政策的失误，决策的失误。近十年来，这方面已有了一定的改进，要力求使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特别是重大教育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使之符合教育规律。另外，也还存在某些教育政策不完全符合教育实际的情况和忽视区域差别的“一刀切”倾向。教育政策的下达一般通过教育行政渠道，以保证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从50年代起，我们在教育领域的很多问题上强调的是统一，统一的学制、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进度、统一的升学考试，等等。尽管从政策上可能提出了“注意差别”的意向，但强调统一的主要倾向势必导致忽视地区差别，甚至从结果上扩大了地区差别。此外，在教育改革成果的推广和教育实验方面，来自行政的政策导向也大大强于教育理论的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在正确解决教育领域中理论同实践关系的过程中，认真研究教育政策这个中间环节是十分重要的，而又是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当然，这个环节的研究比较复杂，社会因素很多，必须采取谨慎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关键是要求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级决策者彻底改变对教育理论学习不够、对下情了解不够深入的状况，逐渐使我们的教育政策更好地遵循教育规律，更好地符合教育国情的实际，真正起到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作用，使理论、政策、实践充分协调一致。

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一个复杂、深刻、高层次的讨论课题。从根本上讲，它涉及人们关于教育理论的观念，笔者建议，在我国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开展有关“什么是当代教育”，“什么是当代教育科学理论”，“什么是当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大讨论，以求得共识，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刊载于《教育研究》199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