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讨论工人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行动选择取向绝不能忽略物质环境架构及其变化对其行为的约束。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中，制度、技术（物质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往往是被看作外生变量而忽略不计，组织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虽然对制度变量给予了足够多的关注，也考察了物质环境对法人行动者（组织）的影响，把物质环境看作是影响法人行动者（组织）的技术与生产系统，利用资源生产产品与服务的系统（W.Richard Scott et al，2000：3），法人行动者的物质环境包括了需求方因素、供给方因素、参与者使用的技术和产业结构（W.Richard Scott et al，2000：2），但是关于物质环境对个人行动者的制约则很少考虑。这种缺陷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组织研究视焦的转向密切相关：即日益以组织本身而非组织中的人为研究对象。从组织社会学立场看，我们认为对组织的研究绝不能忽视对组织中人的研究，本书分析的就是组织中（包括曾经是组织一员者）行动者的行动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显然会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影响，但物质环境对于行动者行动选择的影响作用也同样重要。广义的物质环境包括了从企业的技术、操作过程、职位系列、分工，到社会的人口、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供求特点等方面。本书不是探讨这一意义上的物质环境，而是把视角集中在型塑工人机会结构的社会经济架构方面。

我们认为在讨论工人集体行动可能性时，有三个基本的背景性因素应该给予高度的关注：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由短缺型经济向相对过剩型经济的演变；第二个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因劳动力供给矛盾日益突出而强化的需求约束型劳动力市场现实；第三个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