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荣幸并且非常高兴地以OECD发展中心的名义欢迎你们参加“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国际会议。正如你们所知，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组织和主办了这个会议。我们非常高兴能在此次活动中与这两个声誉卓著的机构进行合作。

我想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教授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梁丹女士致以最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对OECD发展中心的信任，邀请我们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

我还想特别向今天光临会议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是（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先生；我的朋友，国家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先生，他今年6月曾去巴黎参加了我们与亚洲开发银行共同组织的亚洲展望国际论坛；国家科委政策法规与改革司司长尚勇先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周小川博士。

他们的出席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给予这次会议的，作为就中国经济改革在高层次上交换意见的一次机会的重要性。在这两天的会议中，我们将分析当前经济改革的各个方面，而重点是产权问题和企业改革。

现在，对那些对OECD发展中心不太熟悉的人，让我简要地来告诉你们这个中心是什么，它做些什么事情，以及它是怎样参与这次会议的。

这个发展中心是设在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个半自治机构，一个政府间的对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和协调的组织。OECD有28个成员国：22个在欧洲；3个在太平洋——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3个在北美——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

OECD发展中心是30年以前建立的，主要是作为一个有关发展的思想库和先进的工业化OECD国家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座桥梁，或者说勾通的双向渠道。

我们的主要活动有：政策导向的研究和分析，组织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学术界和政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与对话。

我们的研究活动覆盖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的政策问题。例如，如何应付全球化的影响，向市场经济转变中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经常侧重于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印尼和巴西。更一般地说，侧重于外向型的动态发展的经济。

虽然发展中心是OECD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这是相当重要的。例如，这种自主性使我们能够开展与发展中国家同行的合作研究，我们可能自由发展我们的分析，而不必与OECD成员国的意见相一致。我还应该指出，我们的成员并不是与OECD成员完全相同的。现在，除了OECD国家的绝大多数之外，阿根廷、巴西和韩国都参加了发展中心，还有其它一些国家表示了参加的兴趣。

由于坚持了客观性，发展中心的工作受到了政策制定者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中心的确是，而且看起来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这样敏感的问题上，也是一个政治中立的观察者，同时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政策建议的可行性。

在1996-1998年的研究计划中，我们要考察一些由于世界相互依赖性增加而出现的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展开的竞争；在乌拉圭回合协议之后全球贸易形式的变化；亚洲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进展。

我们还进行一项OECD极其需要的研究，其目的是评估OECD国家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尼和巴西这五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未来演变。确实，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已经执行了与中国政府机构联合，与我们与之有极好工作关系的中国研究机构合作的各类题目的许多研究。

我们的研究伙伴包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的一些研究机构，诸如中国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当然还有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我们还与国防科工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中心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非常感谢这些机构的积极合作和非常有效的工作。

在我们在中国研究的题目中，我想特别提及军事工业的转化，银行的现代化，经济特区，新技术的获取与吸收，农业和环境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

这些研究的一些成果，以及从我们的研究中得到的政策建议的总结的一些刊物已经翻译成了中文。我必须说，对中国同行们对我们工作表现出的如此大的兴趣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眼前的主题上，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检验那些可以从现代企业理论和激励理论得出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教训。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企业经营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贸易和价格的放开，进入障碍的去除以及其它的改革显著地增加了中国经济中竞争和市场力量的作用。

这些变化迫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进行经营方面的巨大改造。

自1993年以来，国内制度方面的一些改革十分有利于企业改革。

·首先，新的公司法提供了中国企业合法组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其次，适于为养老金制度、失业补助、医疗与住房筹资的新法律已制定出来，这提供了不唯一依靠中国企业的社会保障网。

·第三，对银行部门的新法规开始实行，以加强对企业实行的金融规范。

除了这些法规变化之外，为了重组国有企业和增强它们对经济变化的反应能力还开始采取了特别的计划。然而，尽管进行了特别的努力，中国企业的实际适应能力仍令人忧虑。

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好将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重建考虑为改革日程中与银行部门和税制改革一起的最后的关键问题。

我们非常高兴能将如此杰出的学者、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聚集一堂，来共同回顾现代企业理论和激励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共同来评价这些理论与中国经济过渡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些理论的主要内容与中国政府的当前政策日程是非常相关的。这些理论中有关组织形式，公司控管结构，激励机制以及破产规则等内容，我相信能为中国企业改革的设计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见识。此外，激励理论最近的成果也会为设计总体改革，特别是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关于后一个问题，我想告诉大家OECD发展中心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版一个重要研究成果，“中国的价格放开和制度经济学”。这一研究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心的一位老朋友，J-J·拉丰教授。

这一研究在进行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我们为此而骄傲。我确信，这一成果将十分有益于在中国正在进行的政策辩论，并且很快成为那些对中国经济改革感兴趣的人们的一个经典参考文献。

我确信这次会议将为所有这些重要的政策问题发动一个及时而富于成果的对话，我期待着一个令人鼓舞的观点交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