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先生，

尊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先生，

尊敬的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先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主任江博文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我谨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它能将如此尊贵的官员和学者们召集在一起，用微观经济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的内容，即厂商理论来考察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个议题选得非常好，因为它能够为这一基本内容提供许多可以检验的政府政策的影响和教训。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能成为今天开始讨论这个议题的论坛主办者之一，的确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尤为感到高兴的是，经过我们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共同努力，这个领域中的一些卓越的思想家能够来到北京，他们的到来丰富了这次讨论会的内容，并有机会会见中国的高级决策人士，与他们交换对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的看法。

这次讨论会主要是通过对厂商和市场组织及其影响进行微观分析，研究发展和改革问题，因此我相信这次论坛将会提出一些有趣而重要的问题。第一，现在普遍需要的是“将制度理顺”，这是一个比“将产权理顺”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罗兰德·柯斯在他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中认为，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这一事实从东欧的一些事件中得到了证实。因此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成立能实施有效产权的制度。第二，不要单从技术角度把厂商看作是一个生产机构，而且必须从组织角度把厂商看作是一个组织机构——按奥利弗·威廉姆森的说法，这项工作可能会使经济组织的研究变得复杂化，但它最终将会产生出一种内容更为丰富、更切实际的组织理论。第三，它可以有效地运用对经济组织进行微观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中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例如，虽然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体制来保证其经济中的私营产权，可它为什么在过去15年中取得如此惊人的发展成果。

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最引人争议的问题是法律上的产权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认识：

①规定产权管理法规以及合同签署权的制度环境；

②提供影响产权变化机制的制度安排。

由于这次讨论会对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成功极为重要，因此只有用这种理论结构来讨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讨论会才能达到目的。为了向这次讨论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我想概要地谈一下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特殊问题和挑战。我还想谈一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支持政府推进企业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

国有企业的改革对中国来说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也是经济领域中主要的人员聘用机构。具体的说，现在有许多在竞争状态下根本不可能生存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存在大大增加了改革战略的复杂性，因为无论是完全实行放松管制政策，还是实行稳定政策，都会产生任何政府都承受不了的相当数量的破产企业和失业人员。供给的被压抑状况甚至会严重危及到较为健康的企业，减少财政收入，最终有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除此以外，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私人投资者，对负债累累或者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改造的现有企业的所有权都不会有兴趣，相反，他们会选择建立新企业，因为新企业不受过去遗留问题的影响，其中包括因为污染环境欠下的债务。

尽管是否进行政策干预毫无疑问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决定，但是决策者们应该考虑几项重要原则。这些原则与下列需要有关：

①要使企业的激励结构以及管理体制现代化，使公司所有制多样化，为国家的工业组织增加灵活性；

②进一步改进管理和政策体制，减少经济中的价格扭曲以及其它扭曲行为；

③发展生产要素市场，提高生产率以及资本、劳动力与技术市场的流动性。

为了改革企业管理体制，使公司的所有制多样化，有一些重要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第一，应尽快将政府与企业活动分开，包括引进“硬”预算约束和基于市场的管理体制。中国一直试图通过将经营决策权下放给国有企业，将政府和生产部门分开，并且建立一个国家需要的制度框架，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来行使自己对资产的所有权。第二，国有企业必须在社会负担、财政与就业结构、厂房与设备以及管理体制方面进行整改。第三，必须改进能使非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的环境。这涉及到确定：

①明确的非国有企业产权、自主管理权以及相应的义务；

②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广泛的一视同仁的政策；

③进入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实行同样的金融制度。

在管理和政策体制方面，政府应该继续采取措施，以便减少价格、投资、竞争、税收、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等政策领域中的扭曲行为。尽管最近几年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除了采取其它措施以外，还可以采取使有关价格（例如能源价格）合理化，减少或者有可能的话取消指导性信贷分配计划，鼓励竞争等措施，来进一步改进激励和管理体制。外贸政策的改革应该包括继续降低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间接出口补贴以及给予各种所有制企业直接进出口权。进一步精简负责审查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机构，以及进一步开放允许外国投资的领域，同样也很重要。最后，为了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应该进一步重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加快资本市场的开发，加紧金融领域的改革以及促进技术的传播。

人们普遍都赞成这种观点，即从较长远的观点来看，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只有进行改革才能生存下去。为了让企业的整顿和改革取得成功，必须采用可靠的而且在政治上也行得通的机制来精简多余的劳动力，使下岗工人能重新得到安置，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增值率高的服务业中创造就业机会。这是转型经济中最难解决、也是最富有挑战性的中期和近期任务之一。

最后再谈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进一步了解企业微观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自1993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直根据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及三个省政府实行的大型企业管理计划，在为提高大型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活动提供资金。最近的一项活动是采用评估西方公司资金状况时使用的原则和实用程序来分析中国企业的资金状况，研究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益。这项研究为制定改革计划提供了意见，为负责实施这些计划的政府机构提供了评估专用计划实施情况的分析手段。然而另外一项研究的重点则是企业内部的债务问题，它涵盖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问题以及理论和政策领域。这两项研究都强调了影响国有企业行为的制度环境和安排，因而在制定改革计划和政策时必须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最后，我衷心希望在今后几天中，学术界人士和决策者们能在这次为理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基本分析准则的对话中，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祝大家开一个富有成效的、充满吸引力的大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