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四篇“生产要素”中直接了当地将组织列为四大生产要素之一，而且拿出整整五章的篇幅讨论工业组织），也是管理科学专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为之着迷的研究课题。尽管组织的起源问题众说不一，有一点却很少引起异议：对组织展开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它的目的性，也就是说组织是用来完成某些功能、执行某些任务的。由此入手，经济学理论家们很轻松地摆脱掉一些所谓“规范（经济学）研究”的纠缠，着力于讨论不同的组织结构的经济绩效，以及与此相关的组织演化问题。本篇论文正是从信息分布和激励效果的角度比较两种特定的组织结构——M型和U型——的经济绩效的。

正如马斯金等人在文中引言所述，他们的研究来自两个背景：一是钱德勒、威廉姆森等人的经典论述，二是钱颖一和许成铜的一篇近年在过渡经济学文献中引用率颇高的论文。钱颖一和许成钢的论文（《欧洲经济评论》、《过渡经济学》均在1993年卷刊载过）的基本论点是：同是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蒸蒸日上与前苏联（及东欧）的经济大滑坡恰成对比；其原因在于，象乡镇企业这种对中国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的非国营经济在“块块”（M-型）式的中国体制比在苏联的“条条”（U-型）体制更易发育和成长。从一定意义上讲，本篇论文是钱颖一、许成钢（1993年）一文的发挥：从激励和机制角度，论证M型组织确实比U型组织更有效。

本篇论文的中心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2节分别就M型组织和型组织，建立其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第3、4两节分别讨论总合信息及非总合信息（aggregate vs.dis-aggregate in formation）情形下M型组织优于（至少是不劣于）U型组织的充分（及必要）条件（命题1至7）。这些理论结果都是用一系列的条件方差不等式来刻画的。第5节则运用来自520家大陆国有企业1986至1991年间的有关数据，经过一些数理统计处理，验证第3、4两节得到的方差不等式。

正如本篇论文的题目所示，他们的论文基本上由“理论”（第2-4节）和“证据”（第5节）两部分组成。实际上，第5节“来自中国产业的经验证据”只就命题1-2中的条件方差不等式作了统计意义上的验证。因此，作为一个“理论和证据”相互呼应的整体而言，马斯金等人的论文的核心内容也可以说由两“块”组装而成：一“块”是命题1和命题2（命题2只是命题1中充分性条件的另一种表述），从委托一代理关系入手，建立M型组织优于U型组织的充分及必要条件：M型组织下的外生冲击变量的条件方差不大于U型组织下的外生冲击变量的条件方差（命题1中的（1）式，命题2中的（2）-（3）式）；另一“块”是从大陆国有企业的数据入手，运用这些数学、统计学技巧，证明这个充分条件。

从理论上讲，这篇论文是很有创意的。一方面为组织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M型、型及其“混合型”的种种变种的研究可望引入机制设计理论的丰硕成果来重新检讨。另一方面也为钱颖一和许成钢那篇蛮有意思的论文提供了辅助性支持。换句话说，他们的工作有助于激发过渡经济学有关课题的进一步研究。

至于说到这篇论文（尤其是其经验研究部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什么启发性，我只愿作两点试探性的讨论。在企业改革的层次上，不仅剩余索取权的明确和分配模式至关重要，而且使得剩余索取权得以落实的组织结构也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采用M型组织企业，还是采用U型结构来组织企业，剩余索取权不明确、分配不合理，不会产生有效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组织结构不同，亦会影响激励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信息构成。考虑到经济学理论总体上距离应用还相当遥远，我们不应当对理论模型的指导意义抱过多的幻想。正象文中所述，一个组织类型优于或劣于另一个组织类型是有十分严格的条件的1160469。另外，本篇论文的经验研究部分采用的数据来自大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几个经济区域的三个产业部门（机械、化工、纺织）的国有企业。论文验证了：（1）同一地区不同产业部门的企业的外生冲击（变量）的方差小于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同一产业部门的企业遭受的外生冲击的方差；（2）地区间协方差大于产业间协方差（参见论文第3节的推论、第5节、第4节及第6节第1段）。我猜测，对大陆的区域经济有兴趣的经济学者不会对这两点感到奇怪。钱颖一和许成钢（1993年）曾争辩说大陆M型休制的特色即在于行政划分上县与省政府之关系颇象省—中央之关系的袖珍本。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说法，进而就一个省内部不同行署或县市的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作比较，可以设想，经验性研究（理论基础依然是马斯金等人的命题1至7）也许会导致与此文第5节不同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讲，本篇论文虽然就大陆的部分地区产业结构作了精彩的经验性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能否推而广之，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疑惑在于，上述条件（2）似不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