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19日～21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北京大学和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欢聚会”和“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学术研讨会暨贺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在江苏省吴江市吴江宾馆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印度、韩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了欢聚会，其中40多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32人在学术研讨会上作了大会或小组发言。

为了这两个会议，费孝通教授专门献上他的最新学术成果《爱我家乡》（群言出版社，1996）、华人著名人类学家丛书《费孝通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和《学术自述与反思》（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6）三本书；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专门出版了《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上、中、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专门献给这两个会议的专著还有《犁过的土地——记“志在富民”的费孝通教授》（群言出版社，1996）、《乡土足音——费孝通足迹·笔迹·心迹》（群言出版社，1996）和《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中国文史出版社），还有《费孝通图集》（群言出版社）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发来的贺信称：60年来，为了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费孝通教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我国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成就卓著，影响巨大。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费孝通教授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身先士卒、殚精竭虑、开拓进取、成绩斐然。60年里，费孝通教授不仅取得了一系列学术界公认的重要建树，而且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学生，促进了新一代社会学人才的健康成长。所有这些，不但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推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国家教委的贺信还认为，费孝通教授60年学术生涯所表现的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严谨求实的学风，志在富民、一生献身于民族振兴、祖国繁荣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更是当代学人的楷模。近些年来，费孝通教授还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声望，为我国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出计献策，推动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在致辞中说道：“费孝通教授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可以说他毕生都在实践‘志在富民’的宏愿；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民盟中央副主席丁石孙教授特别指出：费孝通教授60年的学术实践不仅有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而且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关注未来社会的重大课题，即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的贡献问题。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教授自豪地表示：费孝通教授60年学术实践的成就是北京大学2万多师生的骄傲，《江村经济》不仅是本世纪30～40年代正在形成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而且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财富。《行行重行行》是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教授10年实地调查的精华，继续并加强了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传统，但他却强调“但开风气不为师”。

两天的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费孝通教授60年学术活动的影响。

就《江村经济》而言，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历史上，帕克（Robert Park）和布朗（A，R.Radliff-Brown）都在中国讲过社区研究，是《江村经济》第一个把功能主义方法运用到了中国社会的研究，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当时前沿研究方法带到了中国。因此60年前江村调查的意义已经不只在《江村经济》本身，因为后来费孝通教授的类型与模式比较和区域研究都是来自江村，这样江村调查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研究范式，而不是纯粹的社区研究。这是其他人类学家做不到的，也是马林诺夫斯基、布朗和帕克都想象不到的。另一方面，传统的人类学做异族、初民社会研究的，《江村经济》则进入了本土的文明社会，这说明人类学可以成功地研究本土的文明社会，它可以从一个小社会看到一个大文化，譬如“差序格局”，因此其延伸的理论可能会比问卷调查更加深入，其实后来的汉人社会研究都是沿袭《江村经济》的传统。同时，《江村经济》还把人类学带入了应用，因此，江村调查的遗产是全面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者们的讨论还使我们体会到江村调查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意义。西方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在60年代以后受到挑战不是因为它忽视了人以及由人所携带的文化因素，正如西方的人文研究表现为一种两极化的分析取向一样。费孝通的研究重视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如重视个人与群体的复杂关系，重视基层社会中的复杂网络等，使得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重视人和文化因素对发展的影响。此外，中国文化的蕴涵也存于费孝通教授60年的学术实践中。就学科本身而言，费孝通同班同学、英国的利奇教授（Edmund Leach）也将人类学比作游戏，认为人类学是人类学本身发展的工具，是展示个人天才的所谓纯学术的人类学，而费孝通把“为人民服务”放在了人类学之前，使人类学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这种现实感使费孝通在江村调查的基础上把人类学的微型社会调查扩展到区域研究；尽管利奇和费孝通的人类学在技术上都是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但利奇强调的是对异文化的“研究”，费孝通则强调从本土文化的现实中学习。

与会的一位美国学者直截了当地说：“马林诺夫斯基是对的，但他却并不知道他对在哪儿。”因为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意识到费孝通对本土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不仅是人类学从异域到本土、从野蛮到文明的研究对象跨越，而且包括学科界限的跨越。如果把观察人们生活细节的目光转移到本土社会，那么他就跨出了人类学并进入了经济学家的领域。但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抽象的经济活动而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费孝通的研究暗示了经济学可以走出抽象概念的藩篱并进入人们的生活。当然，真正有权威的经济学家仍然是那些进行抽象的经济研究的人们，但是费孝通的60年学术实践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学家并不只是研究民族文化的专家，对于本土社会即使是工业化的本土社会，他们的研究与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一样有价值。

费孝通教授用他的长文“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献给研讨会，但在会上，他并没有直接宣读这篇论文，而是强调指出，时代的变化使他不能停下手中的笔，他目前正在关注一个更新的问题：文化的接触、传播与变迁及其给人们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