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人一旦成为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就等于捧到了“铁饭碗”，其一生的命运就与企业紧密相连，其个人的经济收入、生活福利、社会交往、社会地位、理想抱负乃至家属、子女就业等，都主要指望在企业内部得到实现。那么，在当时的国有企业内部，职工是如何追逐自己的利益的呢？美国社会学家华尔德曾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探讨。他认为：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首先是社会机构，其次才是经济实体。企业对工人的权力并不仅仅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扩展到他们的整个生活。②在国营企业里，工人在经济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③工人被区分为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④工厂领导试图通过发展一套稳定的，本质上是上下间互惠的关系去控制工作单位，并吸引少数对他们效忠的工人来同他们合作。这些工人（即积极分子），不仅能得到提升和增加工资的机会，还能获得工厂提供的许多其他方面的福利和特权。⑤普通工人得不到积极分子所享受的优待，但也有不受查究的途径悄悄地在私下里追求个人利益。他们通过发展实用性的私人关系网络，设法去影响领导上的决定，使领导干部对规章制度作有利于自己的变通，从而获得他们自身的利益1176012。华尔德论述的这种职工与企业领导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将之译为“庇护与被庇护关系”，有的学者则将之译为“施恩回报关系”，还有学者将之译为“主从关系”，尽管用词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即企业领导与职工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纵向的交换关系，职工如果效忠领导，和领导的关系搞得好，那么，就能得到领导的庇护，从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稀缺资源。华尔德认为，这种长期存在的利用“后门”的机会加强了多数工人被动服从的姿态，进一步促使工人们采取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行动来争取自身利益。华尔德的这个理论分析模式是根据80年代初期以前的国营企业中的情况归纳出来的，能否用它来解释改革开放以后的国有企业的情况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文革”期间，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企业的主人，而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且当时政治空气比较紧张，政治运动比较频繁，领导干部的政治地位常常变动不居，因此，领导干部往往没法树立起真正的权威。加之当时职工端的是“铁饭碗”，他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制度的保障，领导干部所能控制的资源十分有限。所有这些，都制约了这种庇护关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而改革开放之后，上述几个方面的约束条件都逐渐解除了。政府逐渐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管理权、销售权、收益权不断下放到企业领导者手中，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再到厂长负责制，厂长逐渐获得了对工厂的控制权。相应地，厂长以下的其他领导干部的地位也都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权力也都大大增强了，他们更加有了为职工提供“庇护”的条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普通职工尤其是生产工人逐渐由企业的“主人翁”变成了被领导干部“使唤”的对象，其权益的制度保障相对下降，社会地位急剧降低。第三章的职业声望测量结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样，在某些方面，普通职工更需要领导的“庇护”，更需要依懒领导。

近20年以来，尽管在劳动人事制度等方面做了不少改革，但国有企业职工远没有达到可以自由流动的程度。国有企业内部的异质性虽然增强了，可它仍然像个“小社会”。国有企业职工与企业组织的关系仍然是超经济的，几乎涉及他们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绝大多数职工，尤其是生产工人和上了一定年纪的职工，都指望继续在企业里奋斗一辈子。他们活着进来，不到死就不会出去。绝大多数职工的命运仍然与企业紧密相连，他们对企业仍然有很强的依懒性。他们这种对企业的依懒，实际上表现为对企业领导的依懒。因为企业里的各种稀缺资源通常都掌握在各级领导手里。职工的工作绩效如何考核？资源分配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如何？工作如何分配？岗位如何调整？职务如何晋升？等等，所有这些，领导干部都有很大的决定权。普通职工能否获得这些资源，能获得多少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取决于自己与有关领导的“关系”如何。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分析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普通职工要想获得某些稀缺资源，就必须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自己，给领导以好印象，和领导搞好关系。

如何才能给领导以好印象？如何才能和领导搞好关系？这当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高招”。但有一点是基础性的，那就是必须多和领导交往，让领导有了解你的机会，让领导知道你的优点在哪里。一般而言，管理人员和领导交往的机会比较多，而生产工人和领导交往的机会是很少的。不过，生产工人如果兼任所在部门的团支部书记或工会女工委员，那么，和领导交往的机会将增加很多，而容易受到领导的庇护，如第六章中的个案3、个案17、个案18和个案20的工作变动就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一点。还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在国有企业内部，尤其是在该厂那样的老国有企业的内部，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既存在着以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亲属关系，也存在着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师徒关系和朋友关系等形式众多的私人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带有“差序格局”1176013性质的社会关系网络。处于这种关系网络中的职工，即使与领导没有建立起直接“关系”，在必要的时候，他还可以沿着这个关系网络与领导攀上“关系”，并进而发展“关系”，从而争取得到领导的庇护。一位职工如果既不能和领导直接互动而建立起直接关系，也没法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与领导攀上间接关系，那么，他的处境就不太妙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想得到领导的庇护，往往只能“临时抱佛脚”，直接搞钱权交易。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职工在很多方面仍然需要、甚至更需要通过发展与企业领导之间的“关系”，也即采取个人的行动而非集体的行动来争取自身利益。这是与西方社会明显不同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职业和阶级往往是形成群体性的重要基础，在相同的职业和经济地位的基础上，社会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人们是以这种利益群体的形式来追逐自己的利益的1176014。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该厂中的下列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