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结构问题目前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此次结构性矛盾不能得到解决，将直接危及改革的前途和命运。

李京文：我国对经济结构问题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改革开放之前，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结构上，事实上没有搞好，也不可能搞好。说到底结构问题是个生产力发展问题，其中主导的是产业结构，过去产业结构只注重农、轻、重，这是很粗的东西。80年代初，国家开始提出经济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但至今没能收到实际效果：总量在不断扩大，效益却不断下降，其中主要是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之间的位置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一个位置搞不好，必然影响全局。80年代中期，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搞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的30条建议，其中的核心是提出了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之间，有个中间环节就是结构效益。建议要把结构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来抓。这个观点也得到了中央的重视，1990年国务院搞了个产业结构方案，基本上反映了我们的一些观点，但实施力度很弱。

主持人：包括改革之后，人们也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生产关系上来，使结构问题在较长一段时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科学地制定中长期产业政策，随着生产力发展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恰恰是市场经济框架中政府最有用武之地，而如果陷入生产关系的误区之中，结果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摸着石头过河，对于调整产业结构害处尤大。

李京文：现在是到了着着实实地把注意力放到结构调整上来的时候了。1992年的新一轮经济启动中，忽视了结构问题，现在要补上这一课。而现在是新老问题并存、压力很大。我们赞成现在工作重点不是抓速度，而是抓结构，“速度”是种感冒病，吃些药就可能医治，而“结构”则是个慢性病，中医上讲就是阴阳失调，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结构调整首先需要大量投入，其次要转变观念。结构调整涉及面很广，上至政府官员，中至厂长经理，下至平民百姓，结构调整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发展变化了，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也要随之发展变化；第三是技术要革新；第四要克服重重阻力。结构调整也是利益调整，如我国投资原来搞基数制，你5%他7%，再这么搞显然不行了。

所以说，结构调整不是作一个决定就能解决问题的，要长期努力，像抓通胀一样一抓到底，而它比抓通胀的难度要大得多。

主持人：现代市场经济中有两只手，产业结构可以说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少从目前来说是个未知数。这种担心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能力严重不足；二是行政干预系统过于庞大和复杂，官僚性强效率不高；三是地方政府经济功能过强，形成“诸侯经济”，以至于“君命有所不受”。

李京文：困难是有很多，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取得成果的。就怕不认真，就怕光说不动，光靠一般号召不行。产业结构调整要通过立法来解决，像日本就有个《振兴机械工业法》，我们也可以这么搞。像电子信息业，各跨国大公司都已进入中国，如果再不大力扶持它，将来一举一动都被外国人掌握了，是很可怕的。结构调整还要引导投资方向，银行是国家银行，贷款要看长远，1996年预测是24000亿的规模，规模已不小了。政府在引导投资方向上应该是有办法的，连美国那么自由化，它都有自己的办法。

我们国家是有实力的，政府也是有影响的。现在要紧的是给企业拿出个详细的产业发展政策，要他们知道怎么干。同时，要加大有关结构调整的科研投入，舍得花本钱，一个厂建错了，几十亿元投资就打了水漂，所以不能忽视科学。爬过了结构调整这个坡，我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