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已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一段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联想到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三农”政策，温总理引用的这段话和他本人对于“三农”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的阐述，引起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穷人的经济学”这个用语不胫而走。

“穷人的经济学”这个说法也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的周诚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4月4日）发表文章，批评学界滥用“经济学”这个概念的做法。周老师还列举了一些不恰当使用“某某经济学”的例子，包括我本人在1998年出版的小书《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我十分同意，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其特有的学科规定性，因而它的分支也是需要规范的。因此，分析一些经济或者社会现象时，毫无限定地就冠之以“某某经济学”，的确是对经济学的滥用。

但是，周老师也有所不知。舒尔茨不仅确实有题为《穷人的经济学》这样一篇文章，还有同样标题的一本书出版。前者是他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年第88卷上面；后者是他专门讨论“穷人的经济学”问题的文集，于1993年由Blackwell出版。另外，“穷人的经济学”在舒尔茨那里，英文原文不是如周老师想当然的The Poor’s Economics，也不是如我当年想当然的Economics of the Poor，而是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

舒尔茨的那篇获奖讲演，我很早就读过，但读的都是王宏昌教授的译文，直到被一位朋友婉转地指出，我才知道英文原文的标题与我想象的不同。当时，我把刚刚出版的同名小书送给长期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华安德（Andrew Watson）教授，并向他讲了我在前言中引用的（也是温总理引用的）舒尔茨的那段话，用以说明我为什么使用“穷人的经济学”作为一本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著作的书名。华安德教授一边翻看一边表示这个书名起得好，并且不经意地用英语说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正是从那时，我才去找了原文阅读，并且知道了舒尔茨怎么用的“穷人的经济学”一词。

不过，我的意图不在于讨论“穷人的经济学”用英文怎么表达，而是要说明，“穷人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者甚至一门经济学分支，是完全成立的。我可以提出三个理由说明这一点。

我们先从“穷人的经济学”的提出背景来看。舒尔茨讲出“穷人的经济学”这个概念，不仅仅是要表达关注穷人，关注发展中国家贫苦的农民的观点，而且是要摒弃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关于穷人和农民的看法。在舒尔茨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往往把发展中国家的贫苦农民看作是愚昧的，面对经济激励和经济机会不能做出正确反应的，从而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既然由这样的农民所经营的农业经济天生就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实行歧视农业的工业化政策，就是理性的选择。正是舒尔茨正确地指出，农民在配置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时，完全可以向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一样具有理性和效率，这就是“贫穷但有效率”假说。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的落后，根源恰恰在于政府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政策，人为扭曲了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旦政策得以调整，价格信号正确，激励机制正确，贫穷的农民就可以“点石成金”。

可见，舒尔茨讲的不是“有关穷人的经济问题”，而是完全有别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体系。他所著述的《改造传统农业》、《穷人的经济学》以及一系列关于人力资本的著作和文章，都旨在创建、完善和充实这个新的经济学学科。事实上，从学科发展的贡献角度来看，舒尔茨一生致力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农业经济学变成理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所谓农业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本身，不过是以农业经济为研究对象而已。第二件事情，则是把发展经济学回归到农业经济学，即把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看作像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一样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当事人，研究如何把被扭曲的激励矫正过来。而这两件事情是相互联系的，没有第一件事情的完成，后一件事情就不能开始，而最后的归宿便是“穷人的经济学”的建立。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三农”问题的性质和“三农”政策的演变来看。以往我们只看到农业问题，政府也只有农业政策。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经济就是农业经济、粮食经济，人民公社社员就是农业生产的集体劳动者，人民公社制度、统购统销政策和户籍制度形成制度“三驾马车”，把农村经济单一化，并且抑制了农业经济与非农产业的必要联系。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农业增产被看作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并不受到鼓励。尽管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但农民收入并不能保持与城市市民收入同步增长，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直到“三农”问题的提出，政府政策才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加以三位一体的考虑。一旦形成对“三农”问题的整体认识，关于它们与国民经济整体之间联系的观念也就顺理成章形成了。因此，从逻辑上，20世纪以来“三农”政策的逻辑延续就必然是新农村的建设方针，而不论是否凑巧采用了这个名称。

温家宝总理在讲到新农村建设时，指出这是一着“活棋”，这一步棋走好了，就能够带动内需和消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这实际上已经把中国的农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融为一体了。从短期的宏观经济学角度看，近年来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推动和出口拉动，缺少国内需求这个重要的引擎，是经济增长潜在的不健康因素和不可持续因素。从长期的增长经济学角度看，中国从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获得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这两种经济增长动力，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入已经越来越微弱，而国内需求可能提供的增长动力则是现实地可以加以利用的因素。鉴于农村人口的庞大规模和农民收入水平的现状，通过把“三农”政策推向一个新的更高层次，一个规模空前的国内市场空间才可望得到开拓。

我们再来从经济学的定义看。关于经济学的定义，或者说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或者说经济学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开，从来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说法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性问题”的学科。也有从研究方法角度定义经济学的，当然其中最关键的是经济理性假设。还有从经济学研究内容进行定义的，如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或者单个过程，又如农业、工业、服务业甚或更微观的领域划分。由此产生的可以并且在实际中被人们称为“某某经济学”的说法便十分地丰富多彩了。如按照研究方法划分的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按照现象划分的歧视经济学、失业经济学、短缺经济学，按照产业划分的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按照过程划分的劳动经济学、老年经济学，等等。

说到这里，我倒是要退回一步。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一定要给包括“穷人的经济学”在内的各种经济分析冠上“经济学”的头衔。但是，从穷人的经济学这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科学突破来看，对发展经济学从出发点、方法论，到关注的对象来一番彻底的改造，把经济学真正转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正道上来，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没有完全接受周诚老师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