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对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我的青春时代，有5年多是去当时代表人类希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5年，对人的一生来说，不算太短，然而对于要在这段时间里获得丰富知识，锤炼自己成才来说，又是太短了。时间是有限的，而追求是无限的。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小学教师家庭，后来父亲参加了地下党，生活更是奔波流离。1950年末，解放军打进广西南宁市，将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的“政治犯”从监牢里解放了出来，父亲获得了自由，我们家也就翻了身。我参加了工作，随后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不久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令人兴奋的是1952年7月，学校经过同学评选、组织考核、中南教育部考试之后，正式宣布我被录取留苏预备生。这是多么大的光荣和幸福！

1952年，全国解放不久，在打击和消灭反动势力残余，稳定经济和开展土地改革，巩固全国统一等方面已取得巨大成绩；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方面，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大批人才。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不喜欢新中国，在军事侵略失败后实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不仅不能派人到发达国家学习，渴望报效祖国的留学生也无法回国。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向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既派专家来中国帮助建设，又欢迎派人去学习，于是往苏联派送留学生成为新中国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一个重要来源，留苏也就成为当时青年学子的最高愿望。在无数的同代人中，自己有幸被选上，哪能不激动？

1952年10月，我到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学习，在苏联老师的教导下，以每天突击记忆50个生字的“强攻”方式学习俄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了俄语。

1953年8月23日，我们这一届留苏学生1000多人（这是建国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批）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送别的亲人挤满了站台，人头攒动，锣鼓喧天，教育部长杨秀峰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我们致了欢送词。在热烈的掌声、锣鼓声、祝愿声中，火车徐徐启动。别了，亲人；别了，祖国！但5年后我一定要带着丰硕的学习成果回来，为你们服务，为祖国效忠，为父母尽孝！

火车经过美丽寒冷的西伯利亚，经过碧蓝无边的贝加尔湖，经过7天6夜的旅行，终于到达莫斯科。我被分配到莫斯科普列哈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比我们早来的学长刘国光、王熙茂迎接我们到校，帮助我们办好手续，安排好生活，随后开始了5年的艰苦学习历程。

中国学生和苏联学生一起住宿，一起上课，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在我们系我是第一个中国学生，更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开头是很难的，首先是语言关。在国内自以为俄语成绩好，不成问题，谁知一实践就到处碰壁。第一学期就有7门课，高等数学有许多公式，比较好办，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专业基础课就困难了，没有教科书，全凭课堂笔记，但老师讲课如连珠炮，第一句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讲到第二、三句了，笔记本上老是每句话只能记上一两个单词就得往下记下一句。生活中困难也不少，到食堂买饭说不出饭菜名称，也闹过点菜时要了三个汤或三个甜点的笑话。但是，在苏联老师、同学的帮助下，无论是语言、学习，还是生活上的困难，都一一克服了。这5年里，我整个身心都投入学习，整天呆在教室、图书馆里，最后以全部课程和毕业论文全优的成绩毕业。三年级时参加全苏大学生论文竞赛，我获得二等奖。获苏教育部的奖状和200卢布奖金（相当300美元）。因此，在苏联老师、同学中，我被称赞为“模范大学生”、“理想青年”，在中国同学中，也经常有人找我辅导，并选我连续几年担任学校中国学生会主席和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是何竹康）。

成绩来源于勤奋，勤奋需要动力。我学习的动力就是祖国的嘱托，人民的期望。

出国前，有两件激动人心的事。第一件是1953年7月上旬的一天，学校通知早饭后整队入场，在礼堂里等候，“有什么事这样神秘？”我心里在打鼓。10几分钟后，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抬头一看，师哲校长陪同一个高瘦的中年人正站在讲台上向我们招手。“少奇同志！”有人欢呼。啊，国家副主席、党的理论家刘少奇同志来同我们见面了！在一阵热烈掌声后少奇同志缓缓开口了：“同学们，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来看望你们，来祝贺你们被选送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少奇同志和我们讲了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回忆了20年代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留学苏联时的生活和学习，最后讲到祖国对留学生的殷切期望与要求。他说，我们国家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要援助我们建设156项现代化工程，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都迫切需要大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把你们送出去，就是要将你们培养成国家需要的这种人才。他说，培养留学生的费用苏联和中国各出一半，中国的这一半，一个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在国内培养25个学生，费用虽昂贵，但只要你们学成归来，还是很值得的。少奇同志还说，你们在苏联要争取考5分，考4分也可以，但如果考3分，甚至2分，那就自己打铺盖回国算了。少奇同志的这次讲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第二件是在1953年8月中旬，一天午后通知我们不要外出，晚上有重要活动。晚饭后，让我们分别上了几辆大轿车，车出校门后向东向北开，最后进入了一个大院。“中南海！”“怀仁堂！”我是第一次进入中南海，更是第一次到怀仁堂这个早已闻名的圣堂，多么的秀丽，多么的金碧辉煌！我的心都醉了。先让我们在怀仁堂后的花园草坪里玩耍，晚7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出现在舞台上，他神采奕奕，亲切和蔼，他首先祝贺我们出国留学，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为我们送行，并说希望几年后能在这里欢迎学成回来的专家。听着听着，我激动得流下了快乐的眼泪。党啊，你是那么关怀下一代，祖国啊，你是那么爱护你的儿女。我一定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嘱托，一定要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在5年留苏期间，有许多值得怀念，值得回忆的人和事。但其中最令人终生不能忘怀的是1957年11月27日这一天。这天一早，中国留学生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礼堂，在那里等候毛主席的接见。从上午到下午4点，大家从大使馆那里知道毛主席昨晚工作到当天凌晨，还要处理许多事，不能马上来，大家都耐心等待着。终于一阵人潮涌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为了想靠毛主席近一点，大家不自觉地往前挤，但安排在前几排的军事留学生手挽手挡住了我们这些不守纪律的青年学生。一阵骚动后也就安静了。毛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先向大家介绍了代表团其他同志：宋庆龄、邓小平……，然后向大家做报告，他讲了世界形势，莫斯科共产党国际会议，两颗卫星上天，讲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讲了国内形势和任务等等，内容是那么丰富，语言是那么生动，那么风趣，我们都听得入迷，入神了。最令我们振奋和难忘的，就是那段著名的讲话：“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40年过去了，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毛主席的话，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青年奋发向前，为创造美好的世界努力学习、工作、拼搏。

1958年我毕业回国，在国家机关任技术员、工程师、处长、主任、司长和助理，在高校任教授、主任，在科研单位任所长、研究员，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我都牢记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教导，牢记苏联教授、同学对我们的帮助和希望。在实际工作和科研教学中都做出了一点成绩，获得了一些荣誉和奖励。我主持的项目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和第二）和十几项部、委级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五个一工程奖”（均排名第一）。我还在两个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项目中为主要参加人。我独著和主编出版了20多部专著，在国内发表了300多篇论文，还写了100多篇内部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80年代即被中央组织部、国家科委等领导部门批准为全国有突出贡献专家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与管理专家。1994年3月，和宋健、吕淑湘等4人一起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举为外籍院士，不久又被选为俄罗斯人文科学院院士，并被授予名誉博士。

现在，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分站站长，是一些委员会、学会的成员和20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是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相当艰巨，工作实在太多，我还能勉强支撑，应该说同5年留苏学习奠定的基础关系极大。我和同我一起留苏归来的妻子余平都一致认为，5年时间并不很长，但5年的学习，5年的锤炼，对一个人一生的思想、行为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相互勉励，要永远忠于爱护培养我们的党和祖国，永远不忘苏联老师同学对我们的帮助与友谊。我们虽已进入老年，但精神上要永葆青春，永远向前。

（本文原载《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一书，朱训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