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资本和劳动是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相比较而言，资本的意义更加重要。

在经济学中，对资本作用的强调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曾认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因素。这一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突出地表现在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之中。哈罗德、多马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G）取决于两个参数：资本产出率（K）和储蓄率（S），用公式表示：G=S/K。资本产出率主要是由技术因素决定的。在短时期内，技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K相对也就比较稳定。因此，经济增长率主要是由储蓄率决定的。通常，人们假定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所以，储蓄率就等于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阿瑟·刘易斯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同样得出了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极端重要性的结论。他指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运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1176468W.罗斯托在对经济增长阶段的研究中，也表达了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性的观点，他认为，一国要顺利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投资率即资本积累率（或储蓄率）达到10%以上。此外，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还从资本短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方面论证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例如，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论述的几乎是同一个主题，即贫困、不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本的缺乏，要消灭贫困，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努力提高储蓄和投资的水平。

中国是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这样的发展背景决定了经济增长、工业化在发展目标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必然性。现在的问题是，要实现我们追求的发展目标，就不能不解决发展目标所要求的资本供给问题。195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0美元。在如此低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怎样才能积累起工业化建设所需的资本，以及如何把积累的资本分配给所需的部门，自然令人关注。有鉴于此，本章将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动员与分配问题展开分析。为了能够使人们对中国资本动员方式产生的背景有一个初步了解，我们首先对资本供求关系作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