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建立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视角、层面、侧面和理解。比如从人文研究角度看，有钱穆的“和合”理论1190794，林语堂的“面、命、恩阴性三位一体模式”1190795，梁漱溟的“伦理本位”1190796，杨联陞的作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的“报”1190797及李泽厚近来提出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1190798等。不同的层面或侧面上的观点则存在着诸多争论，例如“义利之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1190799、“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1190800、“凝聚力和窝里斗”1190801、“公心与私心”1190802等。而从跨文化角度看，又有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比较研究，诸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对应“团体格局”1190803，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对应“罪感文化”1190804，许烺光的“情境中心”对应“个人中心”1190805，利维（Marion J.Levy）的“家族取向”对应“个人取向”1190806等提法。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自身的复杂性或上述研究还不太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80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的有关学者在推动社会学与行为科学本土化之际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对原有的理论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开始对本土概念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并建立了一些复杂却又可以操作的模型。前者如杨国枢的“社会取向”1190807，该取向整合了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而何友晖的“关系取向”1190808及杨中芳的“大我优先”1190809等模型的提出也同样出于对前人众多观点的归纳和提炼。至于后者，黄光国建立的具体而复杂的“人情与面子模型”1190810似乎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也遭到了不少批评。我个人从90年代以来也从不同的层次、侧面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提出过若干种模式1190811等。从总体上来看，虽然上述种种概念和模式多少都能从某一方面构成对中国人复杂心理与行为的解释，但更多的情况却是，它们要么相互抵触，要么就在解释上偏执一端，以致很难合理地拼接成一幅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完整图式。

当然这也不是说这些不同的模式没有共同之处。从上面列举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凡涉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概念、模型、理论，似乎都表明建立中国人社会行为模型的重中之重是其“社会纽带的建立方式”（关系运作），而非个人（人格）或社会（组织）方向上的研究。因此，我首先可以确定我的研究取向仍然是这一理路。而这一理路的展开就学科建设，尤其是就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建设而言，将意味着本土的社会心理学建构，而非因受西方某一学科影响而产生的心理学取向的（对人格模式）或社会学取向的（社会文化模式的）建构。至于后两种模型在中国人身上的体现，我有其他专门的成果1190812发表。应当承认的是，建构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的模型有非常大的难度。即使从现有的种种理论模式中整合出一个相对稳定且具解释力的模式也非易事，更何况提出一种能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并具原创性的理论模型。本文在此只能算作一次初步性的尝试，修补和完善的工作还需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