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生活意义的丧失的感受具有巨大的弥漫性，生活品质、价值体系、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系统功能中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个案清晰地透视出来。对人生要如何引导、矛盾该如何排查、突发事件怎么处理、突发事件后怎样去面对价值迷失等，应当综合全面考虑。只把社会危机事件和个体危害社会事件当做单个法律事件来对待，无疑掩盖了长期的、细微处的问题。对生命价值的哲学追问、尊重多元文化和制度保障等，一切都关乎对社会发展的评价。在理论视界内，为评价社会发展，常常采用可以量化的指标评价体系，指标评价体系有多种版本。然而，对于开放的复杂社会系统而言，根据指标体系给出的结论，往往是滞后的，不能鲜活地测度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在从简单向复杂发展的过程中，其系统稳定性非常差，虽然指标评价体系可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却无法测度社会系统哪儿不协调，哪个维度发展快，哪个维度发展慢，问题出现在哪个位置。如滥杀无辜事件反映了该地区不仅缺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心理干预机制，也缺少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等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创造了社会，社会反过来异化人。这里隐含这样的客观事实——人有与生俱来的本性和需要，其本性和需要完全与自然相和谐，而且，镶嵌在基因中，不随社会发展而改变。而社会总是在文明维度上演进。于是，测度社会发展水平，似乎就变成了测度社会对人的异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界对人的异化的认识有了发展，对异化的目的认识得更加清晰。异化是对人性中自私与堕落的异化，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