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智是人的重要需求，是人的生存之基，快乐之源。学习哲学可以满足人的这一需求。在哲学带给我们的智慧中，对于从事研究的人来讲，认识论是最重要的。我们通过对认识论最新成果的学习，可以获得更好的认识方法，用于指导我们的观察与研究；通过对认识论发展历程的学习和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认识能力提高的艰难过程，懂得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避免在做人和从事研究工作中自负和轻狂，避免我们的研究和人生走入迷途。这就需要对认识论做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科学的发现与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类的认识能力，也促进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挖掘和发展自己的认识能力，是研究问题和做出发现的基础和重要条件。人类在其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对世界的认识和自身的认识能力，经历了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知性认识、理性认识。从单个人的一生看，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和阶段。婴儿出生到三岁，其认识能力，大部分是感性阶段。他主要的需求是吃与安全。他吮吸母亲的乳头，看到人造的乳头也会自然的吮吸，通过大声哭闹获得安全的保护。这是对外部世界的感性认识和反映，他的思维在感性认识的层面。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他能最直接、最省力（成本最小）的满足自己的生存与安全（最大利益）。动物中的一部分，其认识能力，一生都在这一阶段。人3岁到6岁，也就是上小学一年级，人的认识能力处在知性阶段。由感性上升到知性，主要的标志就是对小学算术的学习。从6岁到20岁，也就是大学二年级，人的认识就进入理性阶段。其标志是对欧几里得几何学、微积分与物理学的学习。有的人一生也未能学习几何学与微积分，如果这个人也未能学习逻辑学，那么，他终生的认识能力就一直停留在感性和知性阶段。几何学与微积分是一种文化与哲学，而不仅仅是一门数学知识。学习并掌握几何学与微积分，才使人从动物的感性认知变成理性的人。这是人质的进化。

人类到了古希腊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认识能力进入了成熟的知性阶段，并开始向理性阶段过渡。这是人类的辉煌时代，辩证法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并走向成熟。在此之前，人类见日为日，见树为树、见土为土、见水为水，见牛为牛。而此时，人类想了解这些所见之物背后的秘密。中国人提出金、木、水、火、土之说，讲世界由这五种元素组成。希腊人提出水是原则。黑格尔正确地指出；“说水是原则的这种哲学究竟到了什么样的思辨程度。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还不是哲学的，而是物理学的；不过这种物质原则却有哲学的意义。”1193633人们开始思考和寻找那眼见的大千世界背后的组成元素与结构原理。这时，人类在判定一个事物时，便不是见树为树，见水为水了。他会从其变化的过程（例如蛹变成蛾，蛾产卵，卵变成蚕，蚕又变成蛹）去认识一种事物，或会从一个范围去认识把握某类事物。这种认识常常会游离不定，于是有了辩证法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1193634这是辩证法思想最初的形象表达。认识到事物都要发展变化，这是人类认识进入到理性思维的智慧之花。但一定要搞清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并不是人类认识的顶峰与最高成果。现在国内哲学界和大学里的哲学教育，一说到辩证法似乎就是知识的最高成果，说成是无所不能的火眼金睛。这是对辩证法的误解。

与人类感性思维和知性思维相比，辩证思维的进步在于可以把握现存事物的演变之因和变化趋势。当人类认识到事物在时间轴上的变化与在空间的范围时，就产生了新的问题：事物的本质在哪里？辩证法就是想解决在一个范围之内或两端之间，找出本质（有些人简单地认为是中点）所在的问题。中国的中庸之道正是为了循自然发生演化之道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是辩证法的中国版，是科学的认识论。《中庸》里讲：“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谓中庸之道，是讲你为人处事一定要恪守中庸，观察与把握事物也要以中庸之理为尺度。中庸之道的核心是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这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即本质的规定性。至于这个不过又及之点是否就是两极的中点或一个范围的中心，也会因事物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找出这个点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这个点常常在重心，重心有时与中心重合，有时不重合。

老子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我所看到的学者对老子这两句话的理解和译文为：“道之运动是循环的，道之作用是柔弱的”。这是迄今多数学者公认的理解和译文，我认为是不对的。我译为：“道的运行规律（方式）是物极必反式运行的。道是通过柔弱的东西来显示其运行的方向和规律的。”并且我认为这是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中的核心和总纲，也是老子最重要的贡献。“反者道之动”，古希腊人已生动而详尽的研究和说明过。这就是辩证法。“弱者道之用”，则是老子的独立发现，是老子对世界知识宝库的重大贡献。老子在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就告知他：“你看人的牙齿何等的坚硬，但人到老了时，牙齿全脱落了。你看人的舌头是何等的柔软，但人到死的时候，舌头还是完好无损的。记住啊，柔弱的东西才是最终长存并取胜的。”

中国人讲相反相成，这是对辩证法最明白和准确的解说。有相反的两极，才会合成一个事物，去掉一极，这个事物便不再存在。这是辩证法的核心。但在很长的时间里，直到现在，大陆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把辩证法简单化也庸俗化了。把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分析优点缺点＝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一位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他是一位进攻能力很强的乒乓球运动员，防守能力弱。经过他和教练这么一番辩证法的思考，结论是要改正缺点，便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去练习防守，结果是比赛成绩越来越差。对方进攻，他防守往往失分。有一天，他恍然大悟：“我是一个攻球手，只有我拼命去攻，对方迫于防守，才不能攻我，我防守的弱点才不会表现出来，我才能赢球。现在不是要改正缺点练防守，而是要把攻球练得更好，使对手没有机会攻我。”从真正辩证法的思维看：如果他练成了一个攻守都平平的选手，即使守球技术比原来好，这个运动员（这个符号或名称）所代表的事物本质就不存在了。他的本质是一个进攻能力很强，防守能力弱一些，这两者共存于一体中的乒乓球运动员。这才是辩证法，这才是及又不过的中庸之道。

中国的家长和教师，往往是看到孩子英语好，数学差，就让孩子补数学。结果是数学也未能补上去，英语水平又下降了，最终成为了一个找不到工作的无用之人。这都是上了此类荒唐哲学的当。正确的方法也许是让这个孩子专攻语言，不但学好英语，再学上一、二门其他语言，例如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这会是一种什么前景？人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长处，才具有在世界上生存的理由和能力，也才能在世界上立足与生存；而不是相反，花大气力去改变短处。这就是相反相成，这才是辩证法的本意，这也才是辩证法带给我们的思路和智慧。

人的认识能力进入到理性思维阶段，我认为是以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出现为标志的。《几何原本》是一本数学书，也是一本逻辑学教程。它第一次为人类建立起一座纯思维逻辑推理的辉煌殿堂。它设置最少的几个公理，例如，两点间线段最短。并以此为基础，经过层层逻辑推理，得出一系列的定律，建立起严密的几何学体系。而这在可视的自然界是不存在的。这便是人类认识的理性阶段，它不再在两个端点游离，进入了比知性阶段更高的理性思维。正是在这个认识阶段，在亚里士多德与欧几里得所创立的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牛顿与莱布尼兹同时提出了微积分中一系列的理性概念，例如极限概念。爱因斯坦设想观察者如果以光速运行，他看到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由此构造出一系列的“理想实验”，提出了相对论学说，把牛顿所创立的物理学，建构在了现代物理学的全新基础之上。这大大发展了人类的理性思维，也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巨大成就。

人类进入理性思维阶段后，还有一些科学家在用知性思维工作，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成就都是用理性思维获得的。这是要思考和注意的。托夫勒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三个社会今天虽然并存着，仍有不少人生活在农业社会，但重大的科学成就都是生活在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人做出的。

中国在公元纪年前后就产生了《九章算术》，后经西汉数学家张苍、耿寿昌增订删补。全书分为九章，共搜集了246个数学问题。它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虽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提出了许多先进算法，例如有一章讲到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早了1500年。南北朝时的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也比十五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十六世纪法国数学家维叶特早了一千多年。但他们都未能想到和提出类似于几何学的逻辑推理体系。

明清之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迅速落后于西方。许多人都在探究其原因。我认为，经济发展的落后，是由于科技发展的落后，而科学技术是以逻辑思维为前提和基础的。不是数学是科学之母，是逻辑思维是科学之母。中国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没有产生出逻辑学，中国人也未能从《九章算术》中发展出欧几里得几何学，所以也发展不出微积分。而只有通过逻辑学才能发现、发展出现代科学。中国虽有《九章算术》中的许多奇思妙想，但终未能产生出从一些最简单的不可推倒的公理出发，所形成的逻辑推理式的思维和大家公认的推理准则。科学最终在欧洲兴起这个事实表明，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一定有某种有利于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和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的著作中所具有的逻辑理性。我们也可以称为希腊理性主义，而这是东方早期文明中没有的。中国直到1606年（明万历34年），即欧几里得《几何学》出版1900年以后才由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译翻译出版。中国没有逻辑学是中国没有近代工业的根源。没有逻辑学，就等于没有一个科学家团体公认的共同语言和评判标准，就不会有科学知识的连续性积累，也就不会有在此基础上的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的先秦名学，主要是墨翟、惠施、公孙龙，7世纪（公元645年）玄奘从印度带回的因明学，以及宋明理学，虽有一些对思辨逻辑的思考和争论，但终未能发展成一套知识界公认的、能用来发现和创造知识的认知求证系统。即一套完整、严密的逻辑学。回过头来看，中国所有的发明都是间断的、零散的、而不是通过逻辑链所串连起来的，后一个在前一个基础上完成的科学技术发展序列。例如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序列。

中国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包括家长在教育方面对孩子的指导与影响，都未能使孩子从认识论和哲学方面感知和学习到逻辑学。学文的学生大部分是终生未学到和把握逻辑学，学工的学生也不是从哲学或哲学课中学到了逻辑学，而是从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的学习和实验中，潜移默化地体会到逻辑学。这是中国内地大学教育的又一缺陷。这是中国学生的悲哀。一个民族，没有从认识论中产生出逻辑学；一个民族的孩子，没能从大人们的日常习语和观察处理问题的公认准则中，潜移默化地感知和学习到逻辑学，养成逻辑思考的习惯，而是通过在逻辑学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科学中逆向地感知和学习逻辑学，这大概是中西大学生根本的差别之一了。这一差别决定着一个民族日后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和速度。我有幸先学的是工科（机械制造），又酷爱数学和哲学，能在年龄较小时感知和学习逻辑思维。因为工科的理论全部建筑在逻辑思维上。

我曾建议中国的教育，应在初中学习“几何学”时，同时给学生开逻辑学课程，逻辑思维是比某一门数、理、化课程更重要的。但这需要决策部门的领导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有真懂得逻辑思维的教师来教。具有这两方面素质的人在中国是太少了，目前在中国各大学中教哲学的教师大部分达不到这两条要求。目前中国的大学能教给学生的仅仅是一门技能，而不能给学生一个好的思维方法。家长们并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孩子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了，大学会教给孩子本领和智慧。我在大学任系主任十多年，从事大学教育与管理二十多年，深知中国内地大学的缺陷和局限。写这些信给你，都是想在较短的时间能弥补你这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日本和中国有相同的问题，即日本民族也未能发展出逻辑学。日本在中国明清之前，主要敬仰和学习中国文化、礼仪与制度。近代，受荷兰人影响，接受和学习西方医学、自然科学和军事学，称为“兰学”。这方面比中国好一些。但由于先天的缺陷，它的制造业虽然一度超过美国，但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一直落后于美国，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上一直落后于美国。近十年经济一直是呈下降趋势，近几年一直是负增长，至今未能摆脱经济下滑的趋势和问题。

美国硅谷有大批的中国与印度工程师，他们作为个人与整体，杰出的工作成就受到美国科学界的重视和好评。我也思考过这一现象。何以这些中国人，一到国外就做出了成就？这些工程师大部分是学数学出身，即本身热爱数学，又打下了较扎实的数学基础，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又经过了西方名校的计算机专业的系统学习和实践，系统的学习和掌握了逻辑思维。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对解决算学问题的奇思妙想。中国人在解决算学难题上，常有独到的智慧，而这是在一个逻辑程序大的方向上已给定，需要解决过程中一个个难题时所最需要的。印度人也具备这两点。这两条优势加在一起，或许是中国与印度优秀学生在硅谷成功的原因。但在综合性的大的基础科学问题和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上，中国一直落后于欧美国家。

黑格尔讲“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我们第一次在希腊人里面发现了这种自由，所以哲学自希腊开始”。“历史上哲学的发生，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在东方只有一个人自由（专制君主）”，“但在东方那惟一专制的人也不能自由，因为自由包含别的人也是自由的”。1193635所以，黑格尔认为在中国没有哲学，孔子的“论语”只是一些浅薄的道德说教。哲学是有大量闲暇时间的自由人的一种游戏，在古希腊有一派整日讨论哲学的人被称为逍遥学派。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虽也有一些有闲的文人，但他们的生存依附于国君和大臣。他们的讨论也是为大臣和国君出谋献策，讲治国与夺权之术。所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老子比孔子离政治远一些，但他的“道德经”，其本意和中心，也是讲治国之道的，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但由于他比孔子离政治远一些，又从事掌管国家图书之职，所以在论治国之道时，能从大自然中（如水至弱则至强，水处下势等）思考和发现一些万物运行之道。这是他比孔子贡献大的地方。孔子自知不如他，见到他后讲：“犹见真龙也”。

以上是从现代科学为何在欧洲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方面去分析西方认识论、逻辑学的作用，至于中国的哲学和认识论，例如黄老之学、中医理论。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出的不同于西方逻辑的另一种认知系统。它养育了中华民族，并使中华民族在唐朝至清朝中期的1200年间（公元7世纪至19世纪中期），以文化发达、经济富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了当时最灿烂的农业文明。但我们要看到：中国哲学与认识论未能使中国在继往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科学，在工业文明来临时，中国落后了。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反思的大问题。

欧洲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例如莱布尼茨、波尔、李约瑟、普里高津等，十分推崇和重视中国的哲学与认识论。也许科学理论向更抽象的方向发展时，会回到中国的哲学与认识论中去寻找智慧，或者中国哲学能为那时的科学提供认识论甚至逻辑支持（例如中医的逻辑系统）。现在就下结论说哪一种思维与逻辑系统好，是很草率的。因为科学本身还在受到质疑与挑战。

爱因斯坦在他所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对科学家是如何认识和发现未知世界的，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物理学的概念是人类智力的自由创造，它不是（虽然表面上看来很像是）单独地由外在世界所决定的。我们企图理解实在，多少有些像一个人想知道一个合上了表壳的表的内部结构。他看到表面和正在走动着的针，甚至还可以听到滴嗒声，但是他无法打开表壳。如果他是机智的，他可以画出一些能解答他所观察到的一切事物的机构图来，但是他却永远不能完全肯定他的图就是惟一可以解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事物的图形。他永远不能把这幅图跟实在的机构加以比较，而且他甚至不能想像这种比较的可能性或有何意义。但是他完全相信：随着他的知识的日益增长，他的关于实在的图景也会愈来愈简单，并且他所能解释的感觉印象的范围也愈来愈广。他也可以相信，知识有一个理想的极限，而人类的智力正在逐步接近这个极限。也就是这样，他可以把这个理想极限叫做客观真理”。“我们力图借助于物理学理论为自己寻求一条通过大量已观察到的情况所构成的迷宫的道路，来整理和理解我们的感觉印象。我们希望观察到的情况能够和我们对实在所作的概念相符合。如果不相信我们的理论结构能够领悟客观实在，如果不相信我们的世界的内在和谐性，那就不会有任何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机。在我们所有的努力中，在每一次新旧观念之间的戏剧性斗争中，我们坚定了永恒的求知欲望，和对于我们的世界和谐性的始终不渝的信念，而当在求知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多，这种欲望与信念也愈增强。”1193636爱因斯坦的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它是任何想从事科学研究与探索的人的圣经。我想，爱因斯坦的话说了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说，宇宙是和谐的，即有规律运行的。如果宇宙不是有规律运行的，我们将无从探索和认识。爱因斯坦多次讲过，上帝不是在掷骰子。“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1193637这是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所必需有的信念。二是说，未知的世界像一个表壳内部的机构。它是有规律运行的，但你永远无法打开这个表壳一一观察。你只能通过现有的各种观测手段去观测和猜想，并综合你的观察，绘制世界运行机理的图景。三是说，你所绘制的图景（理论、定律），仅仅是人类智力的自由创造，它并不是世界的真正图景。这个认识很重要。当万有引力定律成为一个孩子都知道的常识时，人就容易被误导，认为万有引力定律就是万物运行的最终客观真理，而忘记那只是人类的假说之一。四是说，你所绘制的世界图景会愈来愈接近真实的世界的运行机理，但决不能达到这一真的运行机理的极限。所以，在科学研究与发现的路途上，我们都是跋涉者，一路前行，有发现当然很好，即使没有大的发现，只要我们一路走去，就会看到许多新奇的事物，这些事物会装载在我们的皱纹里和白发中，讲述着人生的快乐与意义。

亚里士多德与欧几里得创立了逻辑思维，伽利略、牛顿等运用这一思维做出了重大发现，同时也完善着理性思维。“伽利略对科学的贡献就在于毁灭直觉的观点而用新的观点来代替它。”1193638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的同时，把理性思维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在讲到相对论时说：“相对论与实验是完全相符的。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科学的创造性工作的重要特色：先由理论预言某些论据，然后由实验来确认它。”11936391944年爱因斯坦在给玻恩的一封信里写道：“对科学的期望，我们已渐渐走向两极：你相信掷骰子的上帝，我则相信作为实体而存在的物质世界具有完美的规律，我力图用一种原始的揣测的方式去领悟它。”1193640爱因斯坦在思考“相对论”时的思考方法，他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所想出的“理想实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活动与认知求证过程。爱因斯坦描述了这种思维过程：“借助于思维（运用概念、创造并且使用概念之间的确定的函数关系，并且把感觉经验同这些概念对应起来），我们的全部感觉经验就能够整理出秩序来。”“整个科学不过是日常思维的一种提炼”。1193641这便是爱因斯坦对理性思维的认识和新发展。分析研究这些新的思维成果，在此基础上或许会形成一种更有效、更靠近世界真实图景的认识论。

至此，就我所想到的，一个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应了解的哲学，即什么是哲学？哲学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哲学家（包括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提出了一些什么好的认识方法？如何用这些方法去指导我们的人生与研究工作？这些方法有些什么局限性？在研究工作中如何警惕这些局限性？我已大致讲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