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2000年学术年会暨第五届理事会于2000年9月22～24日在古城南京成功召开。本次会议以“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为主题，具体的专题有：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和发展趋向；加入WTO以后对职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今日城市化和城市社区建设的问题；社会改革、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与会代表就上述专题展开了热烈和深入的讨论。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56篇，入选论文91篇，经过大会论文评奖委员会的认真评审，评出一等奖12篇，二等奖27篇。

本次会议不仅得到了中国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和雷洁琼的热情关注，而且得到了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22日上午的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宋家鼎研究员宣读了费老和雷老的贺信。费老在贺信中表达了对江苏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殷切希望，他指出，中国过去的20年中成果丰硕，人才辈出，其中中国社会学会的贡献很大。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社会学还刚刚开始；而中国社会一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信息社会的特征，另一方面，许多地区还处于乡土社会和前工业化阶段。这就要求社会学既要有前瞻性，又要植根于中国的实际；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尚未完成，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雷老在贺信中则希望社会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顾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汝信研究员到会祝贺并发表了讲话和致辞。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致开幕词并向大会作了《中国社会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向大会作了《会章修改报告》。

到会的理事审议并通过了陆学艺研究员的《学会工作报告》和郑杭生教授的《会章修改报告》；理事会还选举了新一届常务理事，经过投票共选出了43位常务理事，陆学艺研究员和郑杭生教授当选为会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家鼎研究员当选为学会秘书长。

在9月22日下午和23日上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郑杭生教授等20多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景天魁研究员等20多位学者分别对发言进行了评论。郑杭生教授首先作了题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着重介绍了几年来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思路和成果。他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学术活动的社会学本土化，二是作为学术取向的社会学本土化。他还指出，在世界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上，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们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当前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前提条件是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世界社会学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有深刻的启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教授作了“邓小平社会风险理论”的发言，他指出邓小平使用的“风险”概念，主要意义是失误、不稳定、消极因素、失败与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社会与政治不稳定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重要的国家风险，邓小平防范和化解国家风险的主要对策思路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惩治腐败等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他正在写作的新著《社会三元结构一城市农民工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框架。他指出，对于中国农民工的研究一度十分热烈，但成果并不突出，主要表现为理论总结不够，现象层次的问题罗列得很多，停留在现有的城市化、地区差异等旧的理论框架之中，而对理论框架本身的批判和建构没有明显的贡献；每项研究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学术争鸣，没有就某一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因此没能实现研究水平的提高。他本人进行这一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中国社会存在着三元结构，在未来的50年里，中国社会将由三部分人构成：城里的中国人，农村的中国人和流动的中国人。现在，最低估计城市农民工为7000万人，他们采用的流动方式不是一次性地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而是表现为一种生活周期或生命周期，16～23岁时绝大多数人在城市打工，到了成家的年龄又都回到农村，这种方式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而能够实现流动的农民都是农村中高素质的青年，但他们在城市中处于底层地位，因此，李强教授提出“底层精英”的概念和理论，对底层精英长期的和整体性的排斥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和诱因。他的研究具体有五个方面：关于身份制演变的研究；农民工自身分化的问题；农民工对城市治安的影响；农民工和城市化道路问题；从生活周期角度研究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的刘崇顺研究员就城市社区体制改革问题介绍了武汉市江汉区的试点情况和有关的理论思考。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城市社区体制改革提供了中国城市社区发育和发展的雏形和模型，现在社区是行政功能大于自治功能，而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强化社区的自治功能，弱化社区的行政功能，最终以自治功能完全取代行政功能。在武汉市的改革试点中，重点是明确了政府和社区的职能分工。但仍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社区的定位和范围划分问题；新体制的法律保证问题；经费来源问题；政府的功利动机问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陈颐研究员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社会保障的现代化”的报告，他提出21世纪中国社会保障的目标应当是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认为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普遍化，即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福利化，即由“保险型”向“福利型”转化，在保障项目的设置和保险金的替代率方面提高福利度；法制化，即形成一套成熟的、完备的关于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管理的现代化，即采用现代组织形式和科学技术手段对社会保障的运营实施管理。厦门大学的胡荣教授的发言是“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村民的自主式参与”，他以理性选择为分析框架，分析了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他发现，影响村民参与选举的因素主要有：前任村干部的表现；选举的公正程度；农村经济的发达程度；农村社区的特点。村民从成本和利润的权衡中决定是否参与选举，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根本特点是自主式参与。

在24日上午的小组讨论中，来自全国各地和各个系统的会议代表分为四组，在更广泛的层面讨论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组的代表们着重介绍了所在省份社会学学术研究机构设置、学科队伍和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情况。第二组的代表们就社会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如何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例如国际上在重大工程（水库等）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论证阶段，社会学家就开始参与，对工程所造成的非自愿移民以及其他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这在我国恰恰是经常被疏忽的一环。第三组的代表们则重点讨论了农民和农村发展以及城市化问题，农民曾经是改革最初的获益群体，但经过20年，城乡差别有再度扩大的态势，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第四组的代表们就西部大开发、社会学如何提升研究水平和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度等问题交换了各自的意见。

最后，在大会闭幕式上，学会秘书长谢寿光研究员介绍了本次年会优秀论文的评选程序，公布了评奖结果，并宣布获奖论文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同时对本次年会论文作了总体上的评价。他指出，本次年会论文的总体质量比往年有所提高，具体表现在：①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社会学学科理论性的论文明显增加，约有20篇，是历届年会最多的。②学科意识明显增强，学术规范得到了较高程度的重视，出现了一些可以在国际上交流的文章。③在分析手段上，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都比以往更加科学。但还存在着几方面的不足：①用社会学方法探讨当今世界新的社会事实的论文不仅数量甚微，而且深度和力度也很不够，与其他学科相比，显得很不敏感。比如关于新经济社会学；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关于对社会如何重新界定；基因问题；IT产业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等。②对年会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有些文章成文明显仓促。③学科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强化，有些文章还没有脱离工作报告和政策建议的架构。

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在闭幕词中重点介绍了1996年上一届学会组成以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状况、特点、进展和问题。在2000年4月召开的“全国社会科学基金规划会议”上，全国规划办给中国社会学会一个名为“‘九五’期间社会学研究现状和‘十五’期间社会学发展规划”的课题，现在这个课题已经基本完成。“九五”期间社会学发展的主要情况是，在“九五”开始时已经基本完成了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学科建设，提出“强化学术意识，确立问题意识，健全学术规范，陈述学术传统，开展学术对话”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外国，创造特色”等一系列重要倡议。“九五”期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①学术研究注重对前人研究的梳理和回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酝酿学术命题，有些研究还表现出进一步构筑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倾向。②自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以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己任，从学理的角度思考现实社会问题，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对策。③在整体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对变迁事实的描述、解释和分析已经成为主要内容；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重新建构的宏大历史过程中来解释社会个体的行为和生活。④大量的社会学研究中体现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许多学者一方面在理论层次上探讨本土化问题，另一方面在自己的研究中自觉地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九五”期间社会学研究的进展则体现在十二个方面：①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学。②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③中国社会学史和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④社会结构变迁研究。⑤社会发展研究。⑥城市化研究。⑦城市社区管理研究。⑧乡村自治、农民流动与乡镇企业研究。⑨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学研究。⑩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研究。⑪社会政策研究。⑫社会问题研究。这期间主要的问题有：①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特别缺乏从大量的实证材料当中提炼出来的有分量的中层理论。②学者的素质不尽理想，存在着生活方式封闭、知识单一、思维任意性等问题；不注意学术积累。③尽管计量分析逐步走向规范，解释分析数目可观，但缺乏严格的概念体系的支撑。④国外社会学著作的介绍不够深入和完整，炒作之风仍然存在。⑥欧美不同学术传统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可能带来的学术取向问题，如何融合两种学术传统将成为学术交流和对话的关键。“十五”期间，从低度现代化向高度现代化、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这两种社会转型过程交织在一起将构成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势，这种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都十分深刻，“十五”期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将围绕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而展开，将朝着本土化、国际化和综合化的方向发展，重要的研究领域将是：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社会转型，包括现代化、市场化对阶层结构的重大影响；城市化与城市社区管理；高新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经济社会学；社会保障；社会问题。可能成为社会学研究重点的课题有：社会学的知识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西部大开发中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的相互协调；现代化与市场过渡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变迁；城市农民工的管理机制；城市化背景下的新旧问题；科学技术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企业科层制和市场网络的关系；单位制和社会支持网；社会网络中的市场交易和社会设置变迁；组织与制度变迁；加入WTO对我国社会保障进程及模式的影响；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条件和机制；工业化进程中的村落社区；法律制度创新和制度转型；社会人类学学科理论和学术史；以及中国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等等。

本次年会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学界的成功盛会，在许多方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是社会学工作者的队伍覆盖面广泛，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本次会议代表共157人，其中来自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有65人，占41.4%；来自高等院校的有66人，占42%；来自出版系统的有9人，其他方面17人，两者共占17%。年龄结构为：35岁以下的代表有18人，占11.5%；36～39岁的有116人，占73.9%；60岁以上的有22人，占14%。其次是与会代表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较高程度的共识，特别在社会学工作者的使命和应作的贡献、社会学的学科化问题，新经济和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社会学和社会学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等方面。会长陆学艺研究员在《学会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的20年，中国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学家贡献突出，经济学空前繁荣；今后20年，经济当然还是中心，但科教兴国战略、城市化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越来越受到决策层和人民的关注。社会学不再仅仅是一种认识和观念，而应该贯穿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行动之中。今后20年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做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煜研究员则指出，改革是由政治家决定的，发展需要经济学家做贡献，而稳定就离不开社会学家的努力和贡献。社会学的学科意识明显增强，加强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呼声很高，多位代表的论文和发言涉及到这一问题。南京大学童星教授指出，一门成熟而独立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边界，即特定的对象、范畴、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否则在科学领域中就难以确立自身的地位，这也正是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和亟解决的难题。信息化、网络化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可能产生的冲击和导致的变化，已经引起相当一部分社会学工作者的关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雅林教授在题为“信息化和休闲文明时代”的发言中指出，信息化将带来社会文化的三个历史性倒转，即社会的价值形态将发生从重物质积累到重时间自由的转型，历史上人对自然的改变将逐步转为人对自身的改变；休闲时间和工作时间发生历史性倒转，休闲时间将超过工作时间；休闲经济将占GNP的50%以上。对于西部大开发，无论是来自西部还是来自东部的代表，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各自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