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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一，围绕三地疏解城市功能、疏通区域交通、优化产业布局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区域性可持续协同发展议题备受关注。文化产业作为京津冀地区共同大力扶持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其高附加值、高融合性和资源低消耗的产业属性，故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和促进区域产业升级转型、产业延伸转移及项目合作对接等方面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京津冀地缘相接，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是具有丰富文化资源、深厚文化底蕴、鲜明文化特色的重要地区之一，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活力。京津冀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其相邻相依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三地之间的自然社会资源、生态环境及人文民俗息息相关。京津冀区域既有先秦时期的燕文化，也包含隋唐盛世的幽州文化，更拥有元明清时期的京畿文化。京津冀地区的历史文化根脉一致，相互之间水乳相融，在区域经济合作和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具备了先天的文化优势。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京津冀区域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协同发展就已经提出，先后经历了如“环京经济协作区（1988年）”“首都经济圈（1996年）”“廊坊共识（2004年）”“环首都经济圈（2010年）”等阶段性认识。但是由于在行政区域和统筹管理问题上未能有效明确，市场力量在三地资源配置方面未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所以京津冀一体化规模效应未能有效体现。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天津、河北调研，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京津冀协同发展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相应办公室。这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统一和凝聚思想共识，破除行政管理、资源配置、功能布局等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京津冀文化领域协同发展议题在理论研究、政府部门实践及社会推广中均有所推进。2014年8月，三地有关部门在天津正式签署《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提出并积极推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合作协调工作小组。2015年7月，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通过了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背景下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目前，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基础、行政协调机制、产业结构及城市功能角色定位等因素导致文化产业协同化效应偏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条块分割”式的文化行政管理模式弊端突出，缺乏高效的协调工作机制。虽然京津冀三地在人文、历史及民俗等文化资源方面秉承一脉，但因三地行政区划分属差异，故京津冀地区缺乏统一的文化发展规划，文化行政管理协调机制存在障碍。京津冀三地在省（市）级、区（县）级都有着大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规划纲要，但大多数是以行政区域管辖范围为界限，无法从协调产业层面进行策划和落实。例如，三地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中所涉及的广播影视、出版印刷和版权贸易等众多细分业态的产业链要素并非只属一地，区域联系甚是紧密，但是具体发展规划总是碍于行政区划限制而无法从区域全局系统性考虑文化发展问题和前景。以北京、天津和河北关于“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为例，三地规划所涉及的空间布局存在大量交叉重合的板块，发展战略则是各述观点，重点行业和文化园区、项目存在同质重复建设的问题。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当前三地的文化产业发展依旧处于各自为营的阶段，从文化产业功能定位到具体文化项目都首先考虑自我利益，无法从区域利益出发统筹兼顾。
第二，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子业态各有特色，区域性产业关联度和互补性偏低。据北京市统计数据，2014年，京津冀三地GDP总量达到66474.5亿元，占全国的10.4%，但河北人均GDP不及北京和天津的1/2。在产业结构方面，北京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7.9%，呈明显高端化趋势，天津、河北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为49.3%和37.2%。依托丰富的文化智力、金融及信息技术优势，北京文化产业在传媒影视、动漫、新媒体等行业形成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骨干文化企业，领跑于天津和河北。天津和河北文化产业年均增加值较高，但是在人才智力、科技支持、内容创意方面的短板效应较突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导致了三地文化产业在资金引导投入、文化消费及文化贸易等方面差距明显。同时，由于过去三地产业发展中“大而全”的思路，文化产业规划在区域性布局中未能实现有效地分散和联系，关联度和互补性偏低，客观上未能充分合理配置文化资源。
第三，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创意、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倒流”，未形成统一的区域文化要素市场。京津冀三地虽然比邻发展，但是三地文化产业受限于政治地位、城市功能定位及互补机制，使得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资源要素从河北、天津向北京“倒流”现象严重。由于北京和天津都是直辖市，加之北京的首都政治地位，三地在获得国家文化资源支持方面差异性明显。演艺、出版、广电传媒、电影及动漫等文化行业的国家级文化企业基本都落户于北京。相较于国家文化资源配置的差异性，三地文化产业的对等开放则显得更为重要，是要素平行流动的基础。文化要素市场涵盖了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劳动力、技术信息、金融资本、创意创新及产权市场等。正如2014年“京津冀蓝皮书”所披露的，2005～2010年，河北省平均每年向北京输送劳动力100万人左右，向天津输送劳动力60万人左右，且呈逐年增加态势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无论是从解放和推动区域性文化生产力，还是从三地各自文化发展和建设而言，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改革需求和时代意义。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是优化国家区域文化发展布局、形成新的文化经济增长点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区域文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方法，是解决三地文化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路径探索的前提是必须明确指导理念和协同原则。首先，三地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打破传统发展思维，必须站到统领三地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视角，把三地文化产业放在全盘大局里进行统筹。其次，应该坚持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统一开放的协同原则，即明确三地的比较优势，重视协调机制，重视产业链分工协作；加强三地文化产业项目的沟通与对接，共建共享共赢；坚持开放的理念、开放的市场机制、开放的市场要素流动。
那么，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应当如何选择呢？笔者认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应当建立在三地政府战略共识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三地协同发展总体规划，以文化产业项目和园区共建、对接及转移为主要方式，重点在产业政策互补、财税政策协同、要素市场共建方面寻找突破口，有序发展，先行先试，稳步推进。
一是加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顶层设计，加快推进编制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建立促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或协调领导机构，构建利益协调长效机制。战略规划应包含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路、业态分布、协同机制及保障措施等内容。战略规划应以统筹和梳理三地文化资源为基础，从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入手，本着共享、互补及开放的原则，对于区域文化产业的特色定位、空间布局、业态优化进行科学、客观的整体规划。探索三地政府文化管理职能部门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的绩效考评，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协同发展的积极性。
二是加强区域文化企业、项目及产业园区的合作交流，推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推动区域文化产业转移和对接，创新协同发展模式。针对文化产业链中创意策划、文本内容加工复制及营销推广等环节的市场特性，在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及互赢互惠的原则下，通过项目合作对接、园区共建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区域文化产业链的关联度和互补性。策划和实施区域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引导区域关联文化企业贯通产业链。特别是对于出版、广电、电影、动漫及演艺等细分业态，要根据产业链要素布局特点和三地竞争优势，进行区域性合理布局，适当引导文化要素的平行化流动。例如，北京可以将传媒影视、动漫及演艺行业的部分产业链分工分散至河北，京津冀三地的文化产业园区之间可以深化开展品牌共赢、资源共享及项目共建。在具体协同发展模式中，可以积极探索“总部-生产基地模式”“创意策划-成果转化模式”“主副（新旧）园区模式”等。特别是在当前“互联网+”的背景下，积极探索通过互联网进行文化产业在京津冀的区域性资源配置，将实体园区和虚拟园区相结合，拓展投融资管道，探索“文化（创意）产业+互联网、+科技、+金融”模式，推动文化产业跨区域、跨领域互动发展，是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所面临的难点，更是机遇和方向。
三是加强建设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要素市场，特别是破除阻碍产业协同发展的各类现有规范，培育区域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政策统筹、财税机制、人才智力、资本渠道及高新技术等方面推动区域文化企业协同创新发展。例如，可以施行京津冀共享相同税收优惠政策的统筹政策，进一步探索京津冀税源分享机制，以营造其内部经济发展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在资本融资方面，可以集合三地文化专项资金，统筹发挥，亦可以成立三地共同投入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三地共建互惠项目、共享园区等。
总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打破旧有机制障碍，突破行政区域限制，实现三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协同发展。文化产业协同作为总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在共识原则和指导思路的基础上，从绿色、低耗能及高智力等产业特色属性入手，依托顶层设计的战略规划，创新协同路径，创新现有政策、财税及资本渠道，打破传统旧有行政规范阻力，让区域内广泛的文化企业、项目和园区流动起来，贯通产业链，使得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和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最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