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空间问题并不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才发生的，当然更不是自“空间转向”之后才发生的。在中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一直都有着关于“空间”的种种论述，但“空间”问题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或者说在完全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它才成其为一个阿尔都塞意义上的“问题式”（Problematic）。也即说，只有当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空间”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写的“问题”。而关于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显然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刻、最为彻底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谱系。因此，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场域中的“空间”问题是我们进一步探讨“空间转向”所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清理空间作为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西方知识界“空间转向”的意味，也将促使我们从空间角度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探索。

尽管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知识界一直是众说纷纭，但本文认为，至少就“空间”问题而言，我们不应该斩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而完全割裂开来看。因此，我们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场域中的“空间”问题时，一直是将之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中来考察的。这个脉络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1224549。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下所谓的“空间转向”在大陆知识界尚未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大陆就已经开始有敏锐的学人注意到了《资本论》中空间与效益的关系问题1224550。因此，我们并不倾向于认为，今天知识界对“空间问题”的热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勒菲弗、戴维·哈维、爱德华·索亚、曼纽尔·卡斯特尔乃至吉登斯等——“回流”至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对于一个有着庞大研究人群和漫长研究历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即便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参照，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展开，这一问题迟早也都是能从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文本深犁中被读出来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的“空间转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地完成了空间、时间、物质三位一体的辩证法。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绝对时空的观点，并初步将空间和物质相联系，但最终完成将物质、空间、时间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这项工作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时间与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客观具体的存在形式。列宁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1224551。空间、时间和物质三者由此划定并包容了自然世界的基本特性，空间—时间—存在的三位一体既成为本体论的重大转折，也构成空间观念的重大转变。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地理和空间色彩。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经常在他们的著述中关注到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而且在列宁、卢森堡、布哈林、托洛茨基等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关键人物的著述中也对地理有着极大的敏感，他们的著述为对地理学方面的不平衡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24552。此外，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固然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早在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可小视的重要先锋：在1917年与1925年之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曾经有过由城市规划者、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发起的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空间组织”的先锋运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早期阶段的欧洲城市和区域的各种问题作过非常详尽的分析，尤其努力详细地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及其强加的地域性劳动分工1224553；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计划》和《旅途笔记》中也曾对19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流动场所进行过研究。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共产党宣言》等文献都涉及对空间问题的讨论。在对这些讨论的梳理中，我们大致清理出了三条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空间问题”的路径：一是“地理—物理—自然”空间；二是“社会—经济—历史”空间；三是“文化—心理—美学”空间1224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