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试验区提供给世人的启示异常丰富，然而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今已成为“国家级”的纲领性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21世纪的划时代创新，也是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与时俱进的产物，更是当代各种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技术众多理论建树经过先进文化整合后的结晶。毕节试验区16年的探索和实践证明，毕节地区无愧于这一先进文化理念的孕育地和实验场。

1988年6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的各项政策决定，广泛咨询了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和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后，报国务院批准正式建立了毕节试验区，从此，“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位一体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发展试验正式启动。16年来，毕节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探索、艰苦创业，以自己的社会实践印证、丰富、完善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透视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实质，为科学发展观的正式提出做了物质与精神的准备。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向国内外公开发布，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原则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正因为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因而对其实质和内涵的认识与理解各有不同。目前，就见诸文字的分析与理解为例，如下几种看法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发展的进程有所节制，不能片面地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又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主张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的增长，同时还要兼顾社会协调和生态安全；更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意在追求社会、经济和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还必须顾及子孙万代的利益。

上述三种有代表性的认识与理解，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在某些特定环节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内涵做出具有启迪意义的说明，但如果将这三种理解放到毕节试验区的16年实践过程中，我们就不难看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远比这些认识和理解广泛而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更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和当代高新技术成果的支撑。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探索中已经初露端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注意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错综复杂影响，同时也注意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复合作用，引导着后世的共产主义者避免用简单化的理论推导去处理复杂的社会难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做出了如下一段永远值得后人警示的著名论断。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是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1260506

在这段论述中，恩格斯向人们展示了复杂体系之间的互动运行特点，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向世人揭示，这种客观存在的互动运行形式不能包容在简单的因果分析范畴之内，当主变量超越一定的量度后，协变量的反馈会偏离原先预计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支配这种互动运行的因果关系具有多重复合性，致使在一定的量度范围内人们认定的因果关系可以呈现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超越这一量度范围后，由于并存的其他因果关系开始发挥作用，因此会使事物的运行偏离原先的预定，甚至抵消掉原来已经取得的成果。恩格斯虽然没有像今天那样明确地提出自组织复杂体系这一概念，但上面的论述已经明确地揭示自组织复杂体系间的互动运行特征，而这一运行特征恰好是当代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新发现，也是科学发展观来自于自然科学的最新理论依据。

更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上述论述中，较为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依存关系。他明确指出，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是人类得以可持续利用的充要前提。人类的社会活动一旦危及了生态系统的安全，最终受到直接损害的将是人类社会自身，而不仅是生态系统，这种清醒的生态意识，直到20世纪中期才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得到较为完整的科学论证。而科学发展观，将生态建设提到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则是继承和创新恩格斯上述论证的结果。恩格斯在上述论证中又严厉地批判了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观。这一论证，事实上已经界定了人类社会建构的双重性，即生物性（或称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思想。按照这一思想，人类社会可以利用自然谋求自身的发展，但人类及其建构的社会却始终寄生于地球生命体系之中，人与地球生命体系只能和谐并存，否则就会两败俱伤，一切忽视地球生命体系的反作用，把地球生命体系当做奴役、控制、征服对象去对待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是反自然的荒唐之举，这样的做法即使在近期内有利可图，但从长远的观念来看却是自掘坟墓。恩格斯的这一精辟论述，开创了把人类自身、把人类的精神活动纳入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范畴内加以综合讨论的全新理论境界，而这一理论境界，铺垫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生命科学的研究，在20世纪末成为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增长点之一。这一领域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是提出了生态系统理念，将生命现象理解为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复杂体系，借助于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分析新理念，明确认定生命现象是在信息流节制之下的物质与能量有序流动和有组织的循环。而当代的文化人类学从20世纪中期开始，将民族文化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结合起来，发展起了生态人类学，确认人类建构的各民族文化及各民族文化规约下的人类社会，也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复杂体系。这种复杂体系除了接受生命信息系统的制约外，还接受人类自己创造的特有信息系统及社会信息系统，节制人类社会中的物质与能量有序流动。人类社会这一自组织复杂体系靠寄生于地球生命体系而获得延续与发展，但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的运行规律不完全重合，因为它加入了社会信息的节制，所以和地球生命体系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偏离，只要这种偏离不扩大、不超越地球生命体系可以容许的范围，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的寄生式的共生关系就可以获得稳态的延续，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因此获得可持续能力。这种认识已经切入了并存自组织系统间耦合演进的理论前沿，成了科学发展观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依据。

中国的各代领导人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针对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先后推出了前后承接又各有创新的发展理念。

建国之初，面对极贫极弱的中国国情和世界上各种反华势力的封锁，提出了“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务实发展理念，优先解决了大部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供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应当看到，这是在主变量与协变量保持线性因果关系的量度范围内提出的正确发展理念。在这样的理念中，其实已经包容进了自立、自强、自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塑造理念，也包容了针对绝大多数人切身需要的社会调整理念。这种理念绝不是科学发展观的对立物，而恰好是科学发展观的阶段性铺垫。

20世纪80年代，又针对极“左”势力的干扰及其留下的严重后果，及时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与此同时，又推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稳妥有序地推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将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纳入了总体发展规划，坚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的发展思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轮廓就此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毕节试验区的启动，正是得力于这一时期的发展理念的启迪和指导，因而毕节试验区从启动之日起，就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辩证统一体，纳入了长期的试验目标和实践探索的指导原则，从而保证了毕节试验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全部实践内容从始至终都处在科学发展观的探索建构完善过程之中。回顾毕节试验区16年的大胆探索和艰苦奋斗，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科学发展观的孕育和完善历程。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及时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理念，并且将全国的综合发展具体化为执政兴国的根本使命，其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中国综合发展的内容具体落实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三个互为依存的方面，并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将经济发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推进转化为全国范围内的具体实践。科学发展观因此获得了全方位的经验积累，特别是随着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各项政策的落实，生态建设从毕节试验区开始推向了全国。科学发展观中三个互为依存的侧面开始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并在实践中加以逐步贯彻落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正式提出已经水到渠成。

从毕节试验区的总体试验目标而言，包含了科学发展观必须具备的三个主要层次。

一是推动社会的综合发展，仅仅由于在当时毕节地区是全国知名的贫困区，因此将这一内容表述为“开发扶贫”。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开发”，并不像早期某些人理解的那样，仅仅限于经济的“开发”，更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这里的“开发”仅仅为了“扶贫”而“开发”经济。因为毕节试验区工作会议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这里的开发包含着向“商品经济”（其实就是“市场经济”）转型，要启动价值规律等属于社会综合发展的内容，而且明确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带领群众谱写毕节地区艰苦创业的历史”。更是明白如画地揭示出这里的开发实质上是指社会的综合发展。至于“扶贫”当然是针对毕节300多万贫困人口而言，但事实上，在毕节试验区的实践中，扶贫工作是与社会综合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目的是要动员毕节各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大胆探索、艰苦奋斗的社会行动。“开发扶贫”的提出，在当时就具有深远的含义，是要通过社会综合发展的手段解决毕节的整体贫困问题，如果把“扶贫”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仅看到使3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那就未免太狭隘了。因为当时毕节地区即使处于贫困线以上的广大群众距实现小康的目标还有很的差距，从发展的眼光看，扶贫工作绝不能将这样的大部分群众排斥在外，只有把“开发扶贫”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将它视为社会综合发展的远大目标去理解才符合毕节试验区规划的本意。

二是“生态建设”，在当时就极富于前瞻性。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专家学者，通常的提法是“生态维护”、“生态危机防范”、“生态灾变救治”，类似提法的致命弱点在于对生态失衡这一严重的恶果，采取的是被动防范的思路，而且是将生态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相互对立起来去规划对策，因此出现了“先发展后治理”、“发展与治理并重”等糊涂想法，就是没有注意到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会与相应的生态演变息息相关，人类只有在利用的同时注意到生态安全，才能使利用与生态安全两全其美，等到出了问题再来防治和维护，一面盲目发展，一面又要分出精力来搞生态维护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毕节试验区的规划，明确地提出了“生态建设”这一目标，才彻底地澄清了各种糊涂观念，明确地告诉大家对待生态问题，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从一开始就要纳入总体规划之中，把它视为经济建设中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去对待。时至今日，“生态建设”这种提法一直是处理一切生态问题最贴切、最具概括力的表述方式。

三是“人口控制”，在提出之初，也不乏人曾经做过片面的理解。这些人仅仅看到，毕节地区人口超载，计划生育的任务重，难度大，误以为“人口控制”仅限于“控制出生率”、“控制增长率”，而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有计划节制人类自身发展的总体纲领，它不仅包含着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还包括着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水平、优化人口结构、发掘利用好人才资源等极其丰富的内涵，而这些极其丰富的内涵，在16年的具体实践中都一一加以落实、兑现。16年间，毕节试验区少出生了80万人，仅仅是总体发展规划中极其有限的部分成果。因此，“人口控制”同样是一个综合的发展纲领。

通过16年的大胆探索，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不言自明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它是立足于自组织复杂体系之间的互动制衡关系而提出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纲领，它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优化、人类自身的发展三种自组织复杂体系作为一个总成去加以对待。在三者的互动制衡关系中，求得相互间的和谐与稳定，并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探寻出一条最佳的出路。而毕节试验区的整个社会试验活动，就是按照这一实质去展开，并全面地验证了科学发展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毕节试验区16年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走过弯路，受到过挫折，但如下四个方面的实践，不仅印证了科学发展观的无比正确性，还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使毕节试验区的实践成为可以供国内外借鉴的科学发展方式。

第一，围绕扶贫工作的实践。毕节试验区启动之初，不少干部群众面对着300多万挣扎在温饱线下的贫困人口，将扶贫工作机械地框定在让群众吃饱穿暖的狭小天地内，凭借机械的推理，误以为要吃饱就得多产粮食，要多产粮食就要多开荒，但这样一来，又与生态建设相违背，于是轻率地断言，扶贫工作与生态建设扭成了“死结”，两者不能兼顾，要么先救贫，暂时搁置生态建设，要么国家大力投资救济，才能将生态建设提到议事日程。这些同志恰恰忽略了试验区规划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要启动价值规律，要发展商品经济，要深化改革，要扩大开放，其实在这些规划内容中已经包含了通过市场机制扶贫这一至关重要的内涵。其后，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同志才逐步清醒地认识到，靠经济作物的种植，富了群众，粮食紧缺也就迎刃而解了，数十万群众不仅通过市场渠道获得了富足的粮食供给，穿衣、住房、购置高档用品也随之一揽子实现小康。在市场驱动下，转移了剩余劳动力，数十万贫困人口不仅生活富裕了，而且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提高了本领，成为了毕节试验区发展的有生力量。通过市场渠道，发展适合于毕节地区生态资源结构的特色产业，畜牧、林果、药材、旅游多渠道多方式的切入市场，又使数十万群众摆脱了贫困，同时还为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并为此孕育出了一支专业化的商业队伍和第三产业从业队伍，300多万贫困人口就这样在缩小耕地面积的情况下从此走向致富之路。

回顾这一实践过程，最值得总结的经验在于：一切看似无法逾越的发展障碍绝不能机械地认定一种方法去硬拼硬闯，而是要将难题纳入社会的总体发展规划中，通过不同的渠道以不同的方式去化解。事实上，毕节试验区扶贫的成功，从表象上看，不妨把它归结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魔力发挥了作用，但若往深层次上追究，我们还必须承认，是毕节广大干部群众的大胆探索、艰苦奋斗，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赢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无形中化解了难题而脱贫致富。这方面的实践，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正在于激活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和进取精神，在推动社会总体发展的同时，实现自我的价值。

第二，围绕生态建设的实践。生态建设的规划目标已经提出，立即引起了毕节地区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如何理解生态建设的内涵，却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探索。一提到建设，不少人按照习惯性的思维方式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大规模投资，启动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工程，但这种想法与试验区规划不应当依赖政府投资、政策优惠相抵触，这样一来，这些同志不免觉得茫然不知所措，所差之处正在于没有注意到试验区规划中是将“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作为辩证统一的整体去对待，更没有注意到胡锦涛同志谆谆告诫要“大胆探索”的良苦用心。然而，其后的多渠道多方式探索实践历程，果然印证了试验区规划的无比正确性。“五子登科”治山治水方案的提出以及广大群众围绕这一顺口溜所做的各种实践努力，彻底改变了毕节地区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大田农作种植的失误，针对毕节地区千姿百态的自然生态背景，探索出了农林牧特色产业综合发展的各式各样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随着利用方式的多样化，随着利用方式与所处生态环境的相互适应，随着各种利用方式的交错和重叠，不仅提高了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益，而且使片面大田农作化诱发的水土流失也顺势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一成功充分表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并非天生的对立物，而是辩证统一的两个侧面。面对千姿百态的自然生态环境，人类有足够的聪明和才智既能高效利用它，又能确保它的健康和安全，只要利用得法，生态建设也就在其中了，若利用失当，即使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无法保持生态环境的健康与稳定。16年的实践中，毕节人民找到本地区生态环境最能适应的特色产业——畜牧业、农林牧混合产业、林下饲养业、农牧渔立体产业，甚至总结出了加速石漠化土地生态恢复的成套技术和技能，生态建设的艰巨使命在广大群众的大胆探索下顺利完成。

在这方面的实践中，最值得总结的经验在于：绝不能将生态建设孤立起来，将它视为纯粹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是要将生态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勤劳，在认识所处生态系统特点的基础上，找到最佳的利用方式，同时也就维护了生态安全。这一实践与若干新鲜的例证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验证了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辩证统一这一科学发展思想的正确性。

第三，围绕人类自身发展的实践。人类自身本来就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复杂体系，对人类自身的任何一项度量指标孤立起来看，都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整体。人口控制这一规划目标提出之初，群众害怕搞计划生育，干部怕抓计划生育，毕节地区发展极需人才，但在本地区偏巧人才缺乏，毕节各族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偏巧不少适龄儿童不想上学，部分家长也因为贫困听任子女辍学。可是，在其后的一系列实践过程中，由于毕节试验区规划鼓励干部群众改革开放，鼓励多渠道多方式地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结果随着各族群众卷入了市场经济活动走出了山门，引进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人才，输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随着观念的转变，随着眼界的开阔，随着经济活动对人才素质提高的需求，广大群众从怕计划生育到主动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干部从突击搞计划生育行动到规范管理好计划生育工作。与此同时，一个普通群众积极参与各项技术知识培训的风尚正在形成，子女入学成了家长和学生共同的自觉心愿，人口控制也就在社会总体发展的潮流中顺利大达到了预期目标。

毕节试验区在这一方面的实践，印证了科学发展观中一项人类自身发展的关键结论。人类既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也是社会的产物，人类自身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总体发展取得成功，包括生育观念、教育观念在内的各种传统观念都会随之发展演化，一切单凭行政力量和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人类自身难题，都可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因此，人类自身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辩证统一整体内的一个方面。毕节试验区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使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扩大到人类自身的有序发展，这是毕节人民对流行西方学术界的“人口爆炸恐惧论”最生动、最贴切的驳议。

第四，围绕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毕节试验区启动之初，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微服其微，各级干部面对严峻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了提高国民经济产值，为了缓解财政收入低下的压力，不免将目光聚焦于兴办工矿企业，但却没有注意到工矿企业只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绝不是可以机械照搬的积木块。机械照搬，不仅造成了重复投资，还由于人才、技术、配套设施等众多非经济制约因素的存在，即使建立起了企业，效益也会明显低于发达地区的同类同等规模企业，以至于企业兴建不少，但效益却上不来，反倒是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靠牺牲环境为代价而“遍地开花”。吸收教训后，广大干部群众开始着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讯、社会软环境扎扎实实地搞出了成效，凭借地区的资源优势，筑巢引凤也就水到渠成。现在，不仅国家大规模的能源建设投资，还有许多非公有制的企业都找上门来。工矿企业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几乎是接踵而至地涌进毕节地区，而且一经建成立即赢利，成为了毕节地区的“摇钱树”。产业结构在短短的几年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第二、第三产业的总产值远远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如果没有明显改善的生态环境，没有社会背景的总体优化，绝不可能有今天毕节地区工矿企业的迅猛发展。这同样印证了社会发展、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毕节试验区”绝不是“毕节试验区”。在这里，“试验”与“实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概念的差别，而是存在着巨大的内涵差异。

自然科学实验，原则上需要将复杂的事物化简为最小的结构单元，通过有严密控制的操作办法去验证事物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社会发展试验则截然不同，因为它面对的不是最小的物质能量结构单元，而是一个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复杂体系，复杂体系间的互动制衡总是在体系内的不同层次不同结构单元中并存着众多的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还互相交织互相联动，认知其间的关联性在很大程度上，其经验的积累比简单的因果关系判断更重要，因此需要人们不断地试探、不断地体验、又不断地验证才能总结出有指导意义的经验来。“试验”一词的贴切内涵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有关论证一脉相承，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互为表里，因为科学发展观正在于引导人类在自己的活动中与自然界保持一致，不断地积累经验引导社会的发展，与生态建设耦合演进实现双赢。毕节试验区的实践，正是在这一点上为科学发展观的孕育和完善保持同步，因而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都是科学发展观内涵的具体个例。

毕节试验区的全部实践活动极其丰富，上述四个方面不过是尝鼎一脔而已，本书限于篇幅恕不能一一列举。其实也根本无须列举，因为试验尚在继续，实践还在进行之中，新的经验还将层出不穷。希望对科学发展观获得进一步认识和体验的人们不妨到毕节去参与毕节人民的实践，和他们一道总结经验，并将这些实践与经验推介到全国、全世界。

让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继续大胆探索、艰苦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