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现代社会原子化和个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显学。也许哈贝马斯描述的18世纪欧洲咖啡馆仍是理想之境：自由、平等、开放、包容是它的特点，也是其魅力所在。在那里，社会分层暂时消弭，每个人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无论熟悉还是陌生，均具有权利与他人对话，平等地参与公共讨论（哈贝马斯，1999）。也许我们还憧憬着19世纪美国城市的酒吧（Duis，1999），就像是一个俱乐部，上演着普通百姓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在那里，人们约会、聊天、抽烟、欢笑，争论、探索道理、夸夸其谈，唱歌、跳舞、拉琴、讲故事，寻找知音、结交朋友，买卖东西，寻找工作，兑换支票等。随着现代化的演进、市场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加强，关注“公共性”问题的学者，从西方城市发展史的研究中得出极具警示性的发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1999），公共人的衰落（Sennet，1978），美国社区公共性和社会资本的衰退（Putnam，2001）。

那么，处于东方文化中心的中国，其城市又上演着怎样的“公共戏剧”？在历史变迁中又表现出怎样的演进路径？与西方公共领域相比，中国公共空间又叙述了怎样的“文化脚本”？中国城市史研究大师罗威廉的弟子——王笛所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以成都茶馆为中心，从茶馆的日常生活到经营活动、茶馆公会和雇佣问题再到茶馆政治、政府相关政策的深描，生动再现了茶馆这一微观领域的公共生活和日常政治。同时，作者将20世纪中国茶馆与18世纪欧洲咖啡馆、19世纪美国酒吧进行了比较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及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