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辛亥革命之后,轰轰烈烈的民初宪政之尝试趋于失败,“革命”又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及至1920年代更是如此,“不仅‘革命’一词成为1920年代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语汇之一,而且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革命’话语及其意识形态开始渗入社会大众层面并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和心态”。另一方面,“反革命”则成为当时政党与政派指责攻击对手最主要的利器。“与之相随,‘反革命’则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
在革命浪潮风云激荡的1920年代,不仅许多政党与阶级都竞相标榜自身的革命性,将政治对手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以此打压竞争对手并争夺政治资源与社会地位,而且受到流行一时的革命政治文化影响,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你死我活的激烈纷争。例如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相互争斗,使商界内部一度陷于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是颇有影响力的商会被扣上了“反革命”的黑帽,直接涉及商会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命运,因而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