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触发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增长。在强烈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现代独立国家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大诉求。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与传统忠君爱国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是：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对自我优秀价值、文化的认同，为强盛国家革新本国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制度。

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传统的“爱国”总是与“忠君”相联系，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发轫于西方，其具体形态为在公民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19世纪的维新派最早将民族主义观念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至孙中山“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已渐臻成熟。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外部的刺激密不可分。亚当·斯密最早对中国文化做过悲观性的评述，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停滞”。黑格尔的看法较有眼光，他说：“中国在等待着，一旦出现主客观的对峙，中国就会产生真正的变化。”一百多年来，正是在外力的压力和作用下，中国内部的积极因素勃兴，才开始了加快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也是面对西方的侵略和压力，中国内部积极因素扩张的结果，无论是康梁变法、立宪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无不从民族主义吸取资源。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历经了几个重要的阶段而展开的。这几个重要阶段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转折年代。换言之，历经这几个转折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一步步进入更高的层次。第一阶段：在外力冲击、刺激下，中国内部变革的因素急剧扩大，中国进入器物层面的变化，即从“中华世界中心主义”，转而向西洋学习先进科技，此即1860～1895年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器物层次的变革演进到制度变革。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破产，中国先进人士开始呼吁改革政治制度，“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个过程中，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同时并存。第三阶段，民国肇始，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又有先进分子发动思想革命，此即由政治制度改革的层次演进到“思想价值层面”的变革，此即新文化-五四运动，其基本诉求是：全面反传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再造一个现代中国。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第一次高潮。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根据二十一条的规定，日本将控制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等地，甚至中国的内政也将被日本所操纵。消息传来，“国耻”的呼声响遍全国。在中日谈判期间，有组织的抗议行动最先为海外留学生所发动。2月，留日学生宣布集体离开日本回国，而在美的部分学生则成立国防会，强调国防的重要。国内表达爱国反日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抵制日货。1915年3月18日上海率先开始抵制日货，从此抵制外货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中日交涉，能获得日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袁世凯也希望借助民族主义，获得中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最大支持。因此，在长达数月的谈判中，袁世凯政府有意识地向北京的新闻界透露中日谈判的内容，经过报界的传播，全民性的爱国高潮兴起，社会各界对袁政府的认知果然也大为加深。直至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这一局面方彻底改变。这种借外力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策略也被以后的历届政府所采用，几乎屡试不爽。

如果说1915年“二十一条”带来的巨大的民族耻辱使得中国人“毋忘国耻”，那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源于厚望落空后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十四条，其中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公海航行自由、裁军、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等。十四条被普遍认为是弱小民族利益的护身符。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声中，1919年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有权收回被德国强占的青岛和胶州湾，然而在和会上，上述土地不仅未被收回，反被日本继承。对中国而言，在现实国际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化的十四条并未产生效力，失望与愤怒驱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5月4日走上街头，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以城市为中心，工商阶层、劳工阶层、知识阶层等都被卷入，出现了全民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推动了民族主义高涨，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然而，五四运动在表现其运动主旨的“外争主权”方面却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诉求目标，而1924年的废约运动则明确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中外之间平等的主题。在寻求废约这一过程中爆发的五卅运动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掀高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南京路时，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枪杀游行的群众13人，逮捕50余人，从而导致了五卅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全国大中城市发生了以“罢工、罢课、罢市”为标志的三罢运动和抵制外货运动。在这过程中，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条件下的劳工与外国雇主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表现，并和反帝运动结合了起来。在广州，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队伍途经沙面租界区时，英租界内的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52人被射杀的惨案。广州沙面事件再次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其诉求也由先前政府与列强谈判“废约”，向以民众广泛参与反帝运动的激进方式转变。

1925年的五卅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引发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的全面抗争。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具体体现为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1924年，废约运动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二年的五卅运动更激化了这一诉求，形成全国性的反帝浪潮。二是增强了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在与列强交涉中外条约时，北洋政府采用技术性的方式，通过修订即将到期的不平等条约，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但在民族主义全面高涨的20年代，这只会被视为对列强的软弱。与之相对应，南方广州政府的革命“废约”更易赢得民众的支持。这两重意义相互作用，进而引发出新的概念，即若要实现国家独立，唯有先推翻列强与军阀的统治。到了1926年，广州政府明确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并以此为口号昭示全国，出师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