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罗姆尼已成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unchecked capitalism）的典型代表，这似乎是一个令他欣然接受的角色。他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节目主持人马特·劳尔表示，对经济平等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关注阶级斗争。

罗姆尼认为，“当美国总统支持将美国人分裂为相互对立的99%与1%之时，这种做法便足以在国内掀起一股全新的思潮，它与‘上帝庇佑下的统一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这种美国传统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

罗姆尼谈到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虽然这也许并不是他的本意。“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一观念有着崇高的来源，它起源于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许下的愿望：“此国度，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当永世长存。”然而，在林肯之后数十年间，这个概念在政治演说中彻底消失。但在20世纪中期，它以一个截然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企业领袖和保守派牧师利用其攻击罗斯福新政。

在大萧条时期，大企业的声誉随着股价的暴跌而破灭。企业领导人们疯狂地采取措施来挽救其公共形象，并同时对倡导福利国家制度的“温和社会主义”（creeping socialism）给予打击。尤其是美国自由联盟，其资金来源于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等此类企业，该组织曾以十分富有侵略性的方式捍卫了资本主义。然而，大多数人仍否定了它的努力，并仅视之为服务于其自身利益的宣传手段。一位民主党官员曾开玩笑称，这个组织本应该被称为“美国玻璃纸联盟”（American Cellophane League），原因有二，“首先它是杜邦公司的产物，其次它能被人一眼看穿”。

这些商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依靠他人，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策略——利用慷慨的财政资助来获取那些具有同情心的牧师们的拥护。毕竟，正如一位企业大亨所言，选票表明了“在美国各种利益集团中，牧师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具影响力”。

詹姆斯·费菲尔德是洛杉矶第一公理会教堂的牧师，他率先开始支持信仰和自由企业这两者之间的新结合。他写道：“资本主义是来自上帝的祝福，这种能带来如此之多共同利益与幸福的体制，必定会在万能之神的支持下繁荣不衰。”

在费菲尔德牧师看来，基督教与资本主义非常相似，因为在这两种体制中，个人的沉浮都仅仅取决于其自身。他同时认为，福利国家的体制违背了《十诫》中的绝大多数内容。这种体制会导致对联邦政府的盲目崇拜，鼓励美国人垂涎并盗取他人财物，并最终通过那些永远无法实现的承诺来为这种行为做伪证。

在整个20世纪30～40年代，费菲尔德牧师和他的助手们推演出一种融合了保守宗教、经济和政治的新理论，一位评论家适当地赋予了它一个神圣的美称——“基督教自由主义”（Christian libertarianism）。费菲尔德将他的理论体系提炼为一个简单但强有力的词语——“上帝庇护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God）。在企业赞助者和美国商会等商业游说集团的全力支持下，通过个人演说、每周电台广播和月刊等方式，费菲尔德的神圣资本主义信条迅速传遍全美国。

1951年，竞选在以美国独立纪念日为主题的盛大庆典中达到高潮。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力宣传保守派全明星组织委员会，其中包括名流如沃特·迪士尼和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但大部分成员都是商界巨头，如康拉德·希尔顿、詹姆斯·潘尼、哈维·凡士通和霍华德·皮尤等。

在一次大规模的公关活动中，他们鼓励社区通过“上帝庇护之下的自由”的主题仪式来纪念美国独立日，并用整版的报纸广告来宣扬信仰与自由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还举办了一场以此为主题的全国性布道比赛，用奖金吸引牧师们参赛。在电影制片人塞西尔·B.戴米尔协助下制作的“上帝庇护之下的自由”全国广播节目，由吉米·史都华主持并在CBS上播出，这档节目推动了无数的地方性活动。

最终，这些组织者们终于相信他们已经造成了持久性的影响。他们自夸道：“‘上帝庇护之下的自由’已经被添加到‘自由’的词汇表中，成为一个新的术语。”不久以后，所有美国人都会认为自己的国家处在“上帝之庇护下”。确实，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主持了第一个以“上帝庇护之下的政府”为主题的总统祷告早餐，并试图通过种种途径推动公众宗教崇拜。1954年，随着这股“上帝庇护之下的意识觉醒”浪潮横扫全国，国会正式将这一词组添加到效忠誓词中。

最后，罗姆尼正确地指出，对贫富差距的抱怨与“上帝庇护之下的统一国家”的观念是相互矛盾的。但这一矛盾的存在只是因为，在早期时代如此主张的美国人只有那“1%”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