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于2004年5月在《当代》上公开发表后，《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了季亚娅的《“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评曹征路小说〈那儿〉》一文。季亚娅认为《那儿》使“左翼”文学传统复苏，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接着，作家韩毓海、评论家旷新年继续发表文章认为该小说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其意义至关重要。接下来，2005年7月北京大学中文系针对该小说自发组织了有关《那儿》的讨论会，而2005年11月陈晓明教授又在课堂上组织研究生和部分毕业生展开了讨论。而同时，2005年6月文艺期刊《当代作家评论》登载了《那儿》的讨论专栏。该栏共登载了六篇文章，这组文章并没有单从继承“左翼”文学传统的角度去剖析《那儿》的价值，而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王晓明的文章肯定了《那儿》是从人的文学出发及其带来的社会意义，冷嘉和吴志峰的文章仔细剖析了《那儿》的内容从正、反两面评价了该小说，张军和张屏瑾的文章从文学的美学价值出发指出了《那儿》的不足之处。针对《那儿》展开的这组文章的讨论后，该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和广东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曹征路现象”研讨会。不少作家和评论家出席了此次会议。最终，总体看来会上形成了赞成、反对、中立三种文学观。紧接着，2006年初《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登载了李云雷等人的三篇文章，专门讨论《那儿》。这三篇文章实际上和上述几组文章一脉相承，虽然在意见上都存在大小分歧，但讨论的范围大同小异。只不过这组文章更多地从“底层文学”这一大的范畴去分析了《那儿》出现的意义。到此为止，对《那儿》的讨论算是基本圆满，虽然后来有关该小说的讨论也陆续出现，但并没有出现围绕该小说的专题或集中讨论专栏。并且，之后的讨论一般旨在研究“底层叙事”，只是以其为例而捎带提到。1278657

中国有关“底层文学”的评论大多停留在对该文学现象的发生、本质或前景等方面，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却并不多见。相比之下，对曹征路的《那儿》进行的评论为数最多。对《那儿》的评论在此也可以粗浅地大致分为对其社会意义、时代意义的评价及对其美学价值的评价等两种倾向。但不同于韩国的是，在前者的讨论中，只有少数学者对《那儿》的社会意义进行了义无反顾的肯定，参与讨论的大部分作家及资深评论家们则对其持怀疑保留态度，这与韩国当时的情况迥然不同。有关《那儿》的评论集中发表于2004年至2006年，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评论大致可粗浅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左翼”传统文学这一视角对《那儿》进行的肯定评论，代表性评论家及作家有雷达、旷新年、邵燕君、张柠、韩毓海等，第二类观点强调了评价一篇文学作品应该更重视其美学价值，而《那儿》则并非坚持了这一原则，因此该类观点对《那儿》并不持赞成态度，代表性评论家及作家有白烨、南翔、牛玉秋、许维贤等，第三类观点充分肯定了《那儿》在当下所发挥的社会意义，但却保留了“左翼”传统文学这一观点，代表性评论家有陈晓明、李敬泽、谢有顺、王干、王晓明、冷嘉等1278658。

自发表到其后的两年间，对《那儿》的讨论可谓如火如荼。总体来看，大部分的讨论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文学倾向的发展、知识分子对自身责任和良心的反省、对“左翼”文学传统的展望等角度展开的，当然其中也不乏文章以纯文学的尺度对其进行批判。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那儿》的讨论引发了“底层叙事”的登场。但十分反讽的是，《那儿》在讨论过程中不知不觉成了“底层叙事”的代表，而其真正的创作作家曹征路，并不同意它是“底层文学”这一说法。这部小说是被“底层文学”化的。然而中国文坛的话语并不是一种因素促成的，当然知识分子们的讨论对一种新生话语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没有官方舆论、不被官方文坛认可也不会具备话语权。底层文学之所以形成话语，与自上而下对“底层”的关注、社会各界对底层的炒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底层文学正是乘坐了这场东风才得以崭露头角。但从其发生来看，2006年之前社会各界对“底层”的关注尚未开始，所以底层文学成为话语源自知识分子们的讨论，而这个话语的强化则得益于媒体的炒作、官方的宣传。而《那儿》恰好就是引发知识分子们讨论底层、形成底层文学话语的导火索。

如果说《那儿》打开了“底层文学论”的场面，那么《我们的路》则是底层文学舞台上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角色。该小说于2005年发表于《长城》第3期，曾获2003～2006年《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被《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转载，被《文艺报》《文学报》列入专家推介榜，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多家媒体评价，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在众多的底层文学作品中，这篇小说在文学界引发的评论也相对较多。百度百科名片如此介绍：“罗伟章最受关注的小说《我们的路》《大嫂谣》等写的都是底层生活，因而在人们的言说中，他有了一个特别醒目的身份：‘底层作家’。也似乎只有作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的命名，我们才能在众多的青年作家中轻松找到罗伟章的身影。”可见，在上述为数不少的各界关注中，《我们的路》被定位为“底层力作”。但《我们的路》在底层文学话语中又具体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评论界对《我们的路》一文做出的评论据笔者调查共有八篇1278659。这八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种倾向，前三篇着眼于小说题材，评价了其“再现底层”的社会意义，后四篇重点着眼于作家的姿态和社会责任感，可以说是一种作家论。这些评论大致都肯定了罗伟章对底层的再现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且促使了知识分子们反思文学的道德性。看待罗伟章小说的视角是当下普遍的评论视角之一，主要聚焦于罗伟章文学所体现的文学的伦理与应具有的社会性。在当下的评论当中，有必要看一下李敬泽的文章，他是这样叙述的：

自2004年以来，至少在传统文学期刊的编者和读者中，罗伟章迅速确立了小说家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题材，他写出身农家的贫困学生，写农民工，写包工头儿，写穷人，他似乎是为本世纪初中国人意识中现实图景的调整提供了一份文学证词。在这个调整过程中，社会的“底层”被发现和界定，而罗伟章几乎一开始就被归类为这项工程的勤劳工匠。1278660

这段评论从罗伟章文学所处的思想史背景、创作体制上做出了分析。有两个地方可以关注，第一是文中所说的“在传统文学期刊的编者和读者”这个限定语，它指出了罗伟章文学所适合的某种文学创作氛围。另外，可以关注“为本世纪初中国人意识中现实图景的调整”这句话，它指出了罗伟章文学所处的思想史背景。也正是在这两种大的背景和条件下，罗伟章文学才被定义为了“底层文学”，这正是其作品被底层化的过程表现之一。

与此相关，可再看一例，即2006年4月12日的《河南日报》是这样刊登的：

2006年的中国文坛，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以从未有过的鲜明、饱满的形象进入了小说领地。今年1月，中国作协主管的《小说选刊》改版，把一张民工坐在路边啃馒头的照片放到了封面上，同时重点推荐罗伟章的《我们的路》。1278661

首先，这篇报道提到了农民工的照片，这说明该报道对农民工这个阶层有所关注。其次，报道提到了权威文学选刊《小说选刊》和“重点推荐”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路》，这说明它似乎又是一篇文学相关的报道。单从这两点来看时，似乎该报道是在宣传底层文学这一力作《我们的路》，但这与报纸的特点又似乎不符。这里不妨先考察一下该媒体——《河南日报》的性质。“《河南日报》系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1278662，可以说，担负着在省委省政府的立场上作好舆论宣传的重要任务。据2001年底统计，河南省人口为9555万名，是一个近亿人的人口大省，而同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72人，相当集中，因此农民们分配到的可耕地较少，仅靠农业收入不足以支付生活、教育、医疗等支出。所以，河南省农村总劳力4700万人当中每年要有1/3，也就是1000多万人外出打工。1278663因此，农民工问题是河南省的焦点问题之一，农民工所发生的一举一动对河南政府来讲都不容被忽视。可以推断出，该报纸之所以报道罗伟章的小说，焦点并不在于“底层”的文学化现象抑或赞扬罗伟章的作品，而在于强调本省的一大特征——农民工现象得到了文坛重视。

接着，不妨再看一下直接刊登《我们的路》的选刊——《小说选刊》的性质。“《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唯一一家国家级大型文学选刊，以遴选优秀中短篇小说为己任。”1278664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作为收录罗伟章小说的重要基地，其选录标准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容忽视的是，《小说选刊》的主办单位是中国最权威的作家协会——中国作协，而中国作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1278665。毋庸置疑，《小说选刊》所“精选”的作品必须与国家大的意识形态步调一致。而《小说选刊》转载《我们的路》的2006年当时正是改革反思的一年，2005年国家减轻农业税收等一系列政策带动社会各界齐声高唱一个曲调——和谐社会。换言之，可以说大的意识形态带动了《小说选刊》的“底层”版面，我们很难推断在前些年“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小说选刊》是否能够推出“农民工”封皮。但谁都不能否定，“农民工”不是2006年才有的，而且伴随农民工的一系列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2006年被思想界称为“反思改革”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体现在现实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中，而这则为“底层叙事”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这里一语中的，明确指出了底层文学话语的发展乘坐的东风正是自上而下式的政府所做出的“现实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从文学到影视、音乐等各个艺术领域都在关注“底层”，“底层”话语成为主流公众话语之一，当然这种话语是在错综复杂中形成的。例如流行音乐界打工者们的登场或许是出于打工者们自身的团队组织，自娱自乐性质的。但央视的节目制作却不敢保证仅仅出于对底层生存问题的关注这一动机，这其中一定不能背离的是国家“大和谐”这一主流意识形态，还要关注观众的收视率这一商业效益，这些复杂的中国特色因素共同推动了“底层”话语的发展。

如上文所述，可以说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在被二手甚至三手介绍、评论的过程中，在不同的介绍视角、立场、意识形态下被卷入了“底层”话语！但《我们的路》在创作伊始是否有此初衷呢？而这个过程往往和“底层叙事”的本义、作家的本意南辕北辙。李东风的文章对作家罗伟章的创作初衷曾这样说道：“但就罗伟章本人而言，他似乎从来就没在意过别人怎么评价他。对文学理想的忠诚，使他深知自己的使命，他柔和谦逊的外表底下，有一颗倔强的心。这颗心放得很远，不设边界。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地方文学如何走向全国，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这种命题是不成立的。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没有边界。（中略）如果真要承认文学有一个边界，那么，只要那块地域上的写作者看不到这个边界，他写出的作品，你不要求它走向全国，事实上已经走向全国了。走不出边界的作家，恰恰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边界。’”1278666对于罗伟章的这段文学观，李东风接着说，“由于此，罗伟章反对以题材划分文学，比如现在流行的‘底层写作’的提法，他觉得根本就不成立。”尽管罗伟章在采访中所说的“边界”主要指代地域概念，反对“地方文学”这一概念，但李东风之所以推论出“罗伟章反对以题材划分文学”，是基于“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没有边界”这一观点，可以看出，罗伟章应该是反对将文学限定在某一范畴内写作的，正如他在采访中接着讲到的“文学是个体心灵的回声，心灵的自由和宽广，是没有度的”1278666一样，假如用“底层文学”去界定他的文学，从上述的逻辑来看，罗伟章应该未必欣然接受。

但尽管如此，罗伟章的小说还是在时代性意识形态下被“底层文学”化了，他自己也被“底层作家”化了。例如：2008年3月21日《成都晚报》报道了罗伟章获“茅台文学奖”的消息，对其获奖理由报道讲道：“评委会在授奖词中说：‘罗伟章的一系列底层叙事小说，保持着悲悯而博爱的气质，苍凉而森严的风貌，在求证人的选择、行动、承担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人的尊严的塑造，具有很强的震撼力。’”而众所周知，罗伟章的《大嫂谣》作为“底层文学力作”被多次转载。

《我们的路》《大嫂谣》成为底层文学的力作，罗伟章成为“底层文学”代表作家，“底层”话语声音的发出，是出自复合的、多元的背景，是多种原因融合在一起的状态，而这正是区别于韩国“民众文学”话语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