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文学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文坛中是最主流的话语，其开山之作可以说是韩国作家黄皙暎的中篇小说《客地》，而将“民众文学论”推向顶峰的作品之一就是连贯小说《矮子射上去的小球》。80年代的评论不少将这两部小说作为“民众文学”的代表作而举证。1278668

首先看一下《客地》和《矮子射上去的小球》的叙事主题与背景。《客地》是作家黄皙暎于1971年春发表在韩国代表性“左翼”期刊《创作与批评》上的中篇小说，其故事情节和叙述场景与《我们的路》有不少相似之处。《客地》叙述的是一帮在填海工程的工地上干活的民工们因入不敷出而几次罢工失败，最终他们策划了一次正面的武力反抗，小说结尾奏出了这次冲突的高潮，小说主人公东赫最终也没有向用工方妥协，他为了争取民工的利益而咬住了炸药包，他“小心地划着了火。捻子头点着了，小小的火花剌剌地冒着火星，顺着导火线燃烧起来。”而《矮子射上去的小球》则主要描写了居于城市贫民区的矮子一家，这家人两个儿子在钢铁工厂辛勤做工，可因工资微薄带领工人集体抗议而最终被所有工厂雇主孤立，女儿和母亲早出晚归地去工厂工作，父亲矮子靠传统的手艺——修水管、磨菜刀等技术维生，尽管一家人都在辛勤付出，可总是入不敷出。最为可悲的是，矮子一家居住的贫民窟“幸福村”被开发商看中，他们被迫接受十分廉价的拆迁费而离开“幸福村”变得无家可归。大儿子英洙通过阅读学习了西方产业革命时期的不少理论经验，可是这些理论却无法在自己的周围实现，这使他陷入绝望，最终他采用了极端的“刺杀”手段，误杀了老板的弟弟。

在当今看来，这两篇小说的结尾似乎有些过激，工人罢工、斗争也合乎情理，但总不至于以牺牲自我性命或玉石俱焚来换取用工方的让步，在如此强调人权的新世纪，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恐怕这种行为都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重要的是小说发生的时空背景——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一个以军事化方法高度管制民众的军政统治的国家里，一个集中追求经济增长指标却忽视底层民众生活的社会中，自焚、刺杀便不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1961年朴政熙执政以后，韩国政府奉行“经济成长压倒一切”的口号，大力扶持工业，扩大出口贸易额，因此导致本国农业的消亡。据统计，60年代每年有50万以上的农民进城务工。而城市人口的过剩又带来了工人的低工资、高强度及不合理的待遇。

以矿工业为例，1963年占全国劳动人口的8.7%，1971年增加到14.2%，然而工人的收入在全国国民收入中的比例1959年为38.7%，1964年却缩减到28.8%，直到60年代末才恢复到1959年的水平。（略）1969年女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为11.1小时，工伤从1964年的1489名猛增到1969年的38872名，80%的工人都患有职业病。1278669

朴政熙政府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到了70年代便露出了弊端：外债的日增、偿还利息的重荷、金融企业的垄断、中小企业的萎缩、出口内需产业的严重不平衡、为扶持国内资本而出台的高利贷政策等，而朴政熙政府当时将这些问题推给了国内企业，而企业又转嫁给了底层民众，企业为了确保利润通过调整劳动时间、强度、不负责工伤等手段积累资本。而政府又通过强制手段不断替用工方埋单。据统计，60年代朴政熙政府为了压制劳动纠纷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工人权利的法律法规：

1963年3月和12月修订《劳动法》，1970年1月1日制定《外国人投资企业的工会及劳动纠纷相关临时特定法》，1971年12月27日颁布《有关保卫国家的特别措施法》等，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强限制工人运动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它以此把工人们推向了一种无权利的死角。1278670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朴政熙政权对以工人为主体的底层民众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实施了强烈的压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当民众的不满连斗争的形式都无法得到诉诸时，焚身自杀变成了他们的最后手段。“全泰一焚身事件”成为工人斗争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1970年11月13日，首尔清溪川边的和平市场前街上有一个年轻工人往自己身上浇上了汽油而焚身自杀。他在熊熊火焰之中边高喊“遵守劳动法！”“我们不是机器！”边倒地。被救到医院后，他仍然喊着“不要让我白死！”，最后他留下“我吃不饱……”这句话后身亡。1278671

“全泰一事件”掀起了朴政熙政权时期工人斗争的高潮，全泰一的自焚又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工人自焚事件及武力斗争事件，这些斗争成为7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韩国民众文学此时扮演了推动和感召民众参与民主化运动的角色。《客地》结尾对“东赫”形象的勾画与全泰一不无关系，对于《客地》一文的创作动机和素材作家黄皙暎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讲道：

全泰一牺牲了，各大报纸、杂志都争相报道，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冲击。所以我想起我60年代流浪全国的经验，想结合他写一篇小说。想要从我所熟知的现实中寻求依据的话不更应该结合我的自身阅历吗？我对全泰一也进行了基本情况的调查。《新东亚》也详细报道了他的资料，我就结合我的阅历把他的事件融入了进去。其实我在填海工地上干活的那两个多月期间并没有什么工人斗争、工人组织，只不过大家每天都在抱怨、和工头发生口角，有的时候掀翻饭桌而已。1278672

以上这段话可以梳理出两条脉络，一是作者将当时最为敏感的工人斗争代表性事件纳入了小说题材，“全泰一事件”发生于1970年11月，而《客地》则发表于第二年《创作与批评》的春季刊上，说明作者紧紧抓住了当时工人运动的热点，毫不避讳地将其形象化于小说之中。二是《客地》的素材来自作者自身的体验，即作者虽然是在写自身的体验，但其实就是在写底层民众的生活，因为作者曾经身体力行于填海工地上干苦力。正如作者所说，“想要从我所熟知的现实中寻求依据的话不更应该结合我的自身阅历吗？”1278673因此，小说《客地》实际上是底层直接发出的一手的声音，而非被转述的声音。而正是因为《客地》源于工地上干苦力时的真情实感、切身体会，再加之作者对工人运动时势的高瞻远瞩，所以当该作品发表后，评论界将其誉为“现实主义的顶峰”，而同时它也成了当时最为炙热的“民众文学论”的聚焦对象。而《矮子射上去的小球》的写作动机作家也同样在该书的前言中如此明确地说道：

当时我和一点也没有从别人那里获取经验的人一样十分痛苦，当然，从一开始我如果假设即使这本书被禁止出版了也无所谓的话也可以很轻松。睡一觉醒来后就会发现又有人被抓走了，又有谁在监狱里生不如死，工人们像动物一样整体挨棒子、被拖走，也就是说，在那个人的基本权利被抹杀的“刀刃”的时时刻刻，我用“笔”一点点写在小本子上。1278674

赵世熙的这个自述实际上和黄皙暎的叙述都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写作是出自自身经验和极度强烈的情感，是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诉求的。

《客地》发表之后，评论界对其高度关注，从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90年代对其的评论从未间断。下面以发表后紧跟的几篇评论文章为例，探讨一下《客地》与“民众文学论”的关系。《客地》发表的第二年，即1972年《创作与批评》登载了著名评论家金炳杰的《韩国社会与小说意识》一文，这篇文章从小说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客地》称为“行动文学”的典型作品。他指出《客地》与之前的“陈旧的现实主义”不同，体现的是一种“辩证的现实主义”，即“作家意识中对现实的反应与他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的普遍理念相呼应”1278675，对于小说中民工们有组织地斗争这一点，他指出该作品“不仅贴切地表现了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而且还起到了展望未来的作用”，特别是《客地》中民工领导“东赫”及“大尉”这两个人物，金氏认为他们的牺牲是为争取全国民自由的献身行为，还高度评价了《客地》的时代性意义：“为什么《客地》能够给我们真实深刻的感受？对此的回答，一方面当然可以从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成果和价值中寻找；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促使这部作品诞生的文学之外的要素，即韩国社会的经济性腐败中寻找得到。”1278676从他对《客地》的肯定评价中可以看出该评论关注的是《客地》与当时“普遍理念”及“作品诞生的文学之外的要素”的关系，从人物分析部分来看，他主张《客地》呼应甚至鼓舞了当时的民众民主运动，并且可以推断出，金炳杰本人也持赞成民众民主运动的立场，《客地》在此成为关注民生、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论证依据。

紧接着1973年诗人申庚林发表《文学和民众》一文。这篇文章将文学归类为“资本主义文学”和“民众文学”两种类型，并指出“直到黄皙暎的《客地》出现，我们的文学中才出现了生产和劳动问题”，并高度赞扬作家黄皙暎“（在该小说中表现出作家）即便是在生存的恶劣条件和羁绊之下，也决不放弃对生存彻底的信赖和希望的出色的作家精神。”1278677申庚林从《客地》的题材和启蒙作用两方面进行了评价，强调了该作品是“民众文学”真正的开山之作，也高度评价了作家的亲民精神。但在人物塑造方面，申庚林指出“东赫”的牺牲实际上是一种英雄人物的刻画，这样的人物“容易和民众产生距离”。从以上评论中可以看出，尽管申庚林指出了《客地》在创作上的缺陷，但仍将其视为“民众文学”的典范，作为自己所参与的“民众文学论”的具体论证对象。

70年代初对《客地》的评论大多集中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到了70年代末，《客地》则与其他民众文学作品一起，成为“民众文学论”的重要论据。1979年韩国“左翼”期刊《文学与知性》开设专栏“产业化社会与文化”，从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不同领域回顾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飞速产业化的弊端。而其中文学评论家金治洙的文章《产业社会中小说的变化》一文篇幅不菲，他将《客地》和赵世熙的《矮子射上去的小球》、尹兴吉的《留下九双皮鞋的男人》等作品一起论证，指出“我们的小说具有独特的现实性”1278678。他举证《客地》时谈道：“该小说追求了我们所生存的现实的核心及象征性意义”，“展示了当时社会并没有出现的结构，这启发我们觉察到它的现实可能性。”1278679上述评论中所列举的其余两篇小说也曾是“民众文学论”的主要论述对象，而“民众文学论”往往在当时的讨论中除了涉及创作方法、创作主体、评价基准等问题之外，更多讨论了“文学诞生外在要素”，这与当时飞速产业化下给民生带来的种种问题紧密相连。《客地》在该评论中同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一起成为“民众文学”的代表作品，同时也成为民众文学评论家们展开“民众文学论”的重要举证对象。

如上所述，《客地》在当时的评论界中重点被关注的便是“民众题材”、“质疑社会结构”等层面，而这些字眼也恰恰是民众文学所强调的关键语，《客地》的问题意识与“民众文学论”所讨论的产业化问题、民主化问题等一脉相承，在底层斗争方面还起到了鼓舞及启蒙的作用。所以，对《客地》的评论本身即成为文坛中“民众文学”话语、知识界“产业化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同时，《客地》作为民众文学的具体典范，评论家们对其中人物塑造等具体情节的讨论也推动了论者们对“民众文学”创作技巧和美学标准的探讨。正如上述金炳杰对“东赫”牺牲精神的高度评价和申庚林对“东赫”英雄形象的无情批判一样，民众文学的具体创作方法和美学标准在评论中得以讨论，并且得到了深入具体的展开。

《矮子射上去的小球》1278680是由12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一系列小说，这12个短篇小说尽管叙述的故事不同，但人物、场景重叠出现，每篇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联系，故韩国文坛称其为“连贯小说”。其中第一个短篇《刀刃》发表于1975年12月，而最后一篇《游向我的网的刺鱼》则发表于1978年3月，前后历经两年多的时间。而这部连贯小说于1978年编纂成书出版后立即获得了出色的读者效应，截至2007年，该书的销售突破了一百万本，这在韩国正统文学史上是空前的现象。由于该小说一直为畅销书，所以对其的关注至今未息。对该小说的评论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20世纪70年代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主题方面和作家精神的讨论上，大部分评论都对作家能够捕捉产业化时代最为突出的问题、大胆提出突破口等作家精神方面给予肯定评价。1278681当然与此同时，由于该小说的写作手法与当时的其他小说显著不同，所以从发表伊始对其写作技巧的评论就未间断过。例如对该小说发表的最初评论为1977年金炳翼的《矮子或者边缘集团的语言》一文，该文的开端部分纵观了“近作”后指出《矮子射上去的小球》受到关注的原因：

首先，他通过矮子一家的非法住宅被拆迁的一系列故事表达了边缘阶层生不如死的生活状况，流露出一种令人痛心的感情。其次，表现手法上“矮子”的寓意和其特有的短句都起到了独特的作用。1278682

金炳翼的评论可以说不仅关注了该小说的主体意识，也关注了该小说的写作技巧。次年1978年，金炳翼在其《对立的世界观与美学》一文中高度赞扬该小说“将人物与世界、作家与对象、简明与复杂、断裂与连续，以及叙事空间和抒情结构的对立与超越完美结合。”1278683

进入80年代后，评论的方向有所改变，有不少评论指出该小说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设想并不现实，反映了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性。1278684而更多的评论集中在对该小说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层面上，这种情况与当时“民众文学论”进入了“如何表达”阶段的讨论、如何在不失文学性的前提下与读者大众形成良好沟通等具体问题相关。还是以金炳翼对该小说的评论为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对该小说的赞扬角度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在其《向着两种开放》一文中，他首先对80年代的韩国文坛提出了新的要求，接着在提到《矮子射上去的小球》时重点关注的是该小说的“大众传播力”。他提到：“该小说虽然使用的是非大众性的主题和技巧，但渗入大众之间，达到了大众社会所要求的文学形式和教育性的效果。”1278685这一评论重视了文学的大众性与文学的启蒙作用，而当时“民众文学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就是文学与大众的沟通方式，后来演变为对民众文学体裁扩展、民众文学审美标准的讨论。1984年另一位评论家金允植在其《矮子文学论》中从文学史的角度，指出了20年代“纯文学”与“参与文学”的矛盾之处在该小说中实现了完美结合。该讨论仍然与当时民众文学的表现形式论争不无关系，实际上暗示了该小说是“运动的文学”与“美学的文学”结合的成功之作，而这一问题也正是当时“民众文学论”中论争的主要话题。

90年代关于《矮子射上去的小球》的研究视角变得综合复杂，它们分别从主题、技巧、形式、作家、素材等各方面进行了探索，评价的立场也是赞反不一。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对该小说形式方面的关注为大多数，1278686例如对连贯小说形式1278687、叙事技巧1278688、象征手法1278689等方面的研究抓住了该小说在形式方面革新的意义，而不少评论的结论仍然是该小说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例如：金允植在其《韩国小说史》中赞扬该小说为“美丽的有个性的文体创作典范”，1278690李在铣在其《韩国小说史》中指出该小说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交汇的世界，而这种交汇中体现的对比并非单纯的技巧，而是尖锐地隐喻了现实中的对立矛盾。1278691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政治与文坛相继进入缓和阶段、文学逐渐变为商业行为、评论界失去了迫切的现实诉求有着一定的关联。而无论文坛导向发生何种变化，该小说持续获得读者的青睐，评论界也从未将其束之高阁。2008年11月为纪念该小说出版30周年，评论家权晟佑汇编了《沉默与爱》一书，该书包含了韩国代表性小说家崔允、方贤石，诗人吴世荣，文学史家金允植、金禹昌，评论家金炳翼、禹灿济等人的20篇评论文章，反映了新世纪文学对该小说价值重新进行挖掘的综合视角。

从对《矮子射上去的小球》几十年评论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该小说体现的“二元对立社会结构”“贫穷者与富有者”“道德与不道德”等主题与当时的“民众文学论”不谋而合，而该小说受到更多关注的层面是其“形式与内容”“纯文学与参与文学”完美结合、折中的实现层面。韩国著名评论家成民烨先生曾这样叙述当时的韩国文坛：“从70年代初到今天的80年代中期，各种尖锐的文学论争中共同出现的核心词就是‘民众文学’”1278692，“民众文学”可谓韩国七八十年代文坛的主流话语。如果说《客地》为“民众文学论”中“写什么”这一问题做出了示范的话，《矮子射上去的小球》则成为“民众文学论”中“如何写”的典范，这两部作品自然成为推动民众文学话语的重要例证。

以上分别讨论了中韩两国底层文学的发生过程、话语扩展情况，可以说，两者都是由知识分子们提出的，而且在发生初始所指向的问题也是十分类似的。但在后来文学现象和话语的扩展过程中，两者间产生了距离。韩国的民众文学从作品到话语，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们主导的，通过文学作品和评论与民众发生了共鸣，甚至和一般民众发生了合一，在实践中又巩固、推动了民众文学话语。而中国的底层文学在扩展中知识分子固然发挥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但主要推动作用很大一部分源于官方媒体、官方意识形态，作家的作品往往被卷入到底层话语当中。

这种差别源于中韩底层文学发生的不同时代背景，在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大国际阵营僵持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某种主义是很容易打动民众，某种宏大叙事也会顺理成章地载入文学史册。当政府的统治不得人心时，知识分子的作用便得以彰显，其发挥政治权力的空间便膨胀起来。但在90年代之后这个充满欲望、充满自由的社会氛围里，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民很难相信什么主义，文学也很难秋水一色，作家们的创作只能为自己的良心，抑或甚者为迎合评论家或读者的口味。悲观地来讲，这种无奈甚至变质的文学可能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是当代诸国文坛的共病。但同时，我们也无法将所有差异因素都推给时代，毕竟，这其中还存在体制、人文感情的不同，这些因素恰恰是每个做中韩比较的人应该倍加注意，是值得挖掘的，这也正是我们无法在中韩文学比较中断章取义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