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关于民众文学和底层文学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它们往往都是在本国的文学史范围内进行的。实际上，如上所述，相对于民众文学和底层文学，在书写底层民众、反省知识分子的身份等方面，国度文学是很难套用的，它们书写的既是本国的民众，也是普遍意义上的底层大众，两者的相遇反映了文学为人类、为社会的本质。然而，在两者的比较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尽管它们有诸多共性，但在中韩作家的作品中也体现了不同之处：作家的叙述方式、作品被话语化的过程、作家和读者的立场等。这恰恰反映了文学的两面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总而言之，底层文学与民众文学的相遇呼吁我们从民族文学或国度文学的视野中解放出来，并置换以新的视角。

本书在第二章中曾从理论角度追踪了“底层叙事”和“民众文学”的源头，在此基础上，紧跟着以两国的底层代表力作为例，具体分析了两者的同异之处。其结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在写作技巧、题材、人物刻画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罗伟章和黄皙暎都刻画农民工，而且都使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里面的农民工饥寒交迫、居无定所以及被逼无奈最后杀人犯罪等题材均有出现且情节极为相似。但“底层文学”和“民众文学”作品又十分迥异，以作品为例，罗作家笔下的农民工是思考的主体，他们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而黄作家笔下的农民工则是行动的主体，很少看到他们内心的想法。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这不是作家的主观创作风格引起的，而是因为造就这些作品的两种时空条件已经决定了它们必然不同。要解决这一问题，仅仅停留在作品内部是不行的，需要联系到文本的其他相关要素：作家的立场、读者的反映、评论影响、社会实况等。例如：在叙述者的使用中，罗伟章善用知识分子与农民工双重身份的叙述者，回避底层的身体感觉。而黄皙暎善用全知叙述者客观透明地展现底层的身心感受，这里反映了作家不同的写作立场以及中韩知识分子不同的推动社会方式。同时，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由作家的主观表达引起的，也与两国的客观实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中韩两国的“底层”实体究竟有何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城乡差别政策，使得农村无论在资源上还是人们的观念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劣势。尽管进城务工已经不是难事，甚至通过体力获得的收入要高于城市的下岗工人，但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子女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资源上仍然处于劣势。而且最关键的是，几十年形成的固有观念使得农民工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最底端的文化身份。而韩国则不然，大量的农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开发，60年代开始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的底层，所以严格来讲，韩国的城市底层和农民没有明显的界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不会有明显的区分。

在考察底层文学与民众文学的时候，更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它们形成时的时空要素。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政府实施严格的军事管制，一味致力于经济成长。而当今中国则处在市场经济弊端已经渐渐暴露、追求现代和后现代的多元时代，这些因素不得不影响到作家的书写角度。此外，底层文学和民众文学所在的时代的政治背景也不得不考虑，它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前面提到的民众文学论和底层文学论的形成过程，直接映射了中韩两国的知识状况和知识分子的行知方式。假如说韩国知识分子通过生产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反的知识、连带群众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来推动社会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托政府的包纳，在国家体制内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批判、修正来推动社会发展。所以，我们在讨论两国知识状况的时候不能断章取义地用同样的概念去衡量双方。例如韩国学界分为明显的左派和右派，而这两个术语套用在中国学界则很难找到相应的群体。90年代中国学界曾出现“旧左派”与“新左派”之争，但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个群体，行使知识权力的方式都是和韩国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有关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刘旭和蔡翔的对话中曾体现得淋漓尽致：

刘：我觉得我们这样研究，真的要左右现象是很难的。好多人都问我，包括一些博士生、教师都问我，你们这样研究，这样批判社会又有什么用？

蔡：我觉得还是有作用的，要不是知识分子反复地讨论“三农”问题，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怎么会下来？我觉得知识分子一方面不要太狂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自己的工作价值贬得太低。去年孙志刚事件也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奔走和讨论，怎么会惊动整个高层？我们很容易走极端。一方面，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化倾向；但另一方面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很有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的。1278693

蔡翔的话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所举的例子中，中国知识分子在“三农”问题和“孙志刚事件”1278694上起到了替民众代言的积极作用，并推动了政策的改革。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发现民众问题、和政府对话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发展的。也就是说，最终付诸行动的“改革”可以说是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结果，或者也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妥协结果。此时，知识分子的发现能力，抑或可以说良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源泉，知识分子关注哪些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而韩国知识分子行使权力的方式则与此不同。以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主义运动为例，当时的运动是全民性的，工人和民众组织已经比较发达，文学界内部也出现了主张将精英文学解体、走进底层大众的口号，所以部分评论家提出了由个人创作向集体创作转型，由传统的诗歌、小说向民谣、手记、大字报、现场记录、壁报甚至工会的会报等发展的口号。此时的知识分子显出了对自身身份焦虑不安的情绪，积极投身于民众运动中。因此，当时的韩国知识分子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去带领民众，甚至如何调整自身变身为民众才是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主要对话者就是民众。如此，假如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民众的代言者的话，韩国知识分子就是民众的先觉者或者同伴。当然，知识分子的政治空间并非一时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韩国代表性左派学者们曾针对2008年6月10日反对李明博政府的100万民众示威进行了座谈，学者们尽管对该事件看法不同，但均一致认为该事件和1987年6月10日的全民民主示威运动性质不同，知识分子的身份已经不被关注了。

在谈及底层文学与民众文学话语的形成部分时，也曾发现，尽管这两种文学现象的具体作品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话语的形成方式却截然不同。究其原因，依然是社会、政治背景。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政府实行市场经济，加大了改革力度，提出了“发展压倒一切”的口号，而在经济指标飞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下岗工人的膨胀、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金钱万能主义价值观的日益盛行等，社会矛盾时常被激化。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2003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完整提出，党内逐渐进行发展路线的调整，到2005年为止经过三次路线调整，将国家发展方针由“发展”逐步转型为“和谐”，在“和谐”方针的指导下，干群的矛盾有所缓解。底层文学正是伴随着这种政治背景而诞生的。而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政府属于军事政权，朴正熙总统在实行维新体制后，加大力度压制舆论、民主情绪，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调解官民、工人和老板间的矛盾，反而更加强化“发展优先主义”的路线。因此，可以说民众文学作为反对政府所树立的意识形态的文学实践活动被话语化，而底层文学则作为拥护政府“和谐”意识形态的文学现象而被话语化。

综上所述，对民众文学和底层文学必须从“民众”、“底层”的具体实体，从“民众文学论”、“底层文学论”的形成过程上重新认识。本书在比较这两种文学现象的时候，穿插了对两国作家立场的比较，实际上这也是笔者从“东亚”角度进行研究的一种尝试。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作为方法的东亚”，竹内好从鲁迅的文学中获得了启示，将其视为“作为方法的东亚”。这里的“东亚”不是指代某个实体，而是通过对东亚内部“他者”的审视，不断地省察自身、更新自身。而德国学者德勒兹则提出“脱走”的概念，强调需要在已有的“领土”边缘上不断地脱走，才可能不断开拓有前瞻性的“领土”。倘若东亚各国的知识分子打开“东亚”之眼，抑或具备“脱走”的姿态，无疑要比孤芳自赏更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民众文学和底层文学的相遇最终需要成为一种“作为方法的东亚”，一种启示两种知识分子省察自身、省察本国状况的契机。

从抗美援朝战争到1992年中韩建交，中韩两国分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隔水相望，但却未能有丝毫来往。建交以后社会各界交流日益增多，但往往出现不少误会现象，交流中出现的问题往往就是由于对对方过去40年的情况毫无了解造成的。而冷战时期的韩国文学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能够鲜明地反映这一时期韩国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文学期刊的发掘研究亟待引起学界关注。民众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与韩国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一种文学现象，尽管笔者能力有限，但本书通过对作品细节的分析体现其文学特征。同时，也通过在和中国作品的比较中阐明中韩两国同样的文学题材后面不同的文化背景，希望能够为中韩两国的文学甚至学界交流提供一点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