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8月2日

（办公室唱片里传出男歌手低沉的歌声……）

成：英奕不是研究底层文学吗？可否知道这首曲子的名字？

苑：……不好意思，老师，我真的不知道。

成：想研究中韩底层文学，应该了解这首歌，这首《工厂的灯光》是70年代民众运动家、著名作曲家金民基先生和工厂一线的工人们一起录制的，当时他和几位工人一起组织了乐队，进行地下演唱活动。现在正在独白的女声就是工人的声音。

苑：怪不得中间还夹杂着咳嗽的声音，应该是职业病造成的吧？

成：是的，这些歌手们都来自工作条件比较恶劣的车间，所以录制的时候保留了她们原汁原味的声音。

苑：可是这首歌当时是怎么走到大众中间的？应该没法公开销售吧？

成：呵呵，当然没法销售。这首歌是通过地下活动在民众中间传开的，当时类似的情况很多，像朴劳海打工诗《劳动的黎明》也是如此。这首歌录制成以前的磁带后，只复制给最要好的朋友，朋友们之间再复制……以此传开。因为它是在工人运动的现场唱的歌，而当时70年代的政府是禁止工人们自主选举工会的，工人因无法申诉自己的权利，所以工人反抗运动此起彼伏。最早发起的实际上是女工运动，到70年代末女工们就自然成了全国性的YHC组织。

苑：哈哈，老师，那您是怎么搞到这个唱片的？

成：呵呵，我也一样，当时通过一个好朋友秘密搞到手的。呵呵，1983年还是1984年左右当时我的朋友——诗人黄之友听说我有这个磁带问我借走了，结果四五年之后才还给我。1987年解禁之前，如果被公安部门发现窝藏这个磁带，那肯定是要定罪的，哈哈。

苑：那么严重吗？

成：呵呵，当时是没法使用“工人”这个词的，一律统称产业勤劳者，劳动节也是近些年的说法，当时叫产业勤劳者节日。产业勤劳者这个概念本身就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关系，工人是指一线生产者，靠自身劳动力获取收入的群体。而产业勤劳者的范围就广了，包括白领、金融行业人士、管理者……所以当时国家选择了这个说法。如果谁随便用“工人”一词，那就属于“不纯分子”啦，哈哈！

苑：是啊，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啊。

成：是的，所以伴随1987年解禁政策的实施，这首歌也被老百姓渐渐遗忘了。

苑：对了，老师，听说当时好多年轻人主动下工厂、下乡，是真的吗？

成：的确是，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实际上当时下乡的大都是没吃过苦、家庭背景较好的孩子们。我的老家虽然是首尔，但伯父、叔父全都在农村，从小开始我几乎每个假期都在农村跟他们一起汗流浃背，知道农村的苦累滋味儿。真的在农村受过苦，靠一己拼搏出人头地的文人是不会赞美农村的蓝天、草地、牛羊的，相比较典型的作家金承钰的小说，农村往往是荒芜的、落后的、封闭的空间，而作者往往表达了来到城市后心理的落差、自卑感等，这才是符合人性的真情实感。

苑：老师，中国文坛现在比较活跃的大都是当时的知青一代，下乡对他们的文学世界有着莫大的后续影响，往往成为他们作品的主要感情背景。韩国当时的年轻人下乡有什么作用吗？

成：下乡是有两面性的，因为大部分青年并不真正了解具体工种、农作物，他们天生带着一种优越感走进了群众，问一些荒唐的问题，比如、大米多少钱一斤？什么时候收获等。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他们的虚荣心。

苑：是这样啊，听到“下乡”，我们就不自觉地把这个概念等同于中国知青的“下乡”概念，看来任何一个概念都要在其相应的历史语境中去解释，正如中韩知识分子行使权利的方式一样，我们很难将韩国知识分子的“左派”、“右派”套用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不知道您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韩国知识分子的行知方式有何看法？

成：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和韩国知识分子在当代以前有着极为相似的行知方式，比如说在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五四”文学中“人的文学”等思潮便是知识分子对文学“民众性”的认识，30年代的“左翼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范例，尽管当时这种文学主张并没有普及到大多数知识分子当中，但实践总还是有的。而当时的韩国文学也是同出一辙。但后来中国解放区成立，延安文学出现之后，知识分子便开始面临一种新的情况，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和知识分子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知识分子实际上被定义为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下的一部分人。这样，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被迫寻找新的求知方式，这便是党所要求的文学的“人民性”，实际上这种“人民性”和五四传统以及“左翼文学”的追求已经有所背离。这种情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新时期文学之前。进步知识分子即便是书写人民，或者说反对某些政策，也只能在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完成。

与此相比，韩国的文学是在对政权意识形态的反抗中成长起来的，比如说，朴正熙独裁时代检阅体制相当严格，文学的内容以及舆论是受到相当大的限制的，但实际上这种独裁统治促进当时民众文学的繁荣。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联盟的便是民众，7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自动担当起民主自由运动的启蒙角色，通过诗、小说、评论等文学形式，批判军政独裁，而文学内容和形式更加突出强调了“民众性”。到了80年代知识分子和民众几乎取得真正的联盟，这同知识分子的努力分不开。例如80年代自愿隐藏真实身份下到民众中劳动、示威、被捕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而当时的文学形式也取得了普遍的大众性，文学通过打工诗、传单形式的诗、话剧等形式，和运动炼成了一体。当然，这一时期，无论是民众还是知识分子所付出的代价都是十分惨重的，轻则被捕被打，焚身自杀的情况也是屡屡不断。

苑：看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民众文学”在众多方面有所不同，我们年青一代的确应该仔细考察历史再下结论。您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对当下中国文坛的“底层叙事”如何看待？

成：就罗伟章和曹征路小说的内容来看，和韩国“民众文学”的确极为相似，特别是罗伟章小说中提到的农民工，在农村得不到丰衣足食，便只能到城市里做建筑工、挑担子等临时工，饥餐露宿，或者进工厂干最重最危险的活儿，最终往往得伤残之病。女的一般到城里做保姆，或者到酒吧，最后往往沦落为妓女，这些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小说中是极为普遍的，也是对当时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从文学对民众性的呼唤角度上来看，我想“底层文学”也许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转机，是过去“左翼文学”的复苏。当然，由于各种因素，包括上述知识分子的立场等，它和“民众文学”不会尽然相同，但从性格上来讲它们之间是存在共性的。

苑：谢谢老师！感谢您对我全面的指导，很幸运能够在您的指导下完成学业，无论是您作为研究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还是作为评论家在韩国文学界的创作都将是我一生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