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在以美国主流传播学为代表、强调信息空间性扩散的研究范式之外，还存在一种仪式性的传播模式，它与分享、参与、联合、交往等概念密切相关，强调传播在共同信念的表征和社会的维系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313943以此为起点，媒介仪式这一议题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

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社会理论家爱米尔·涂尔干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宗教仪式和社会秩序理论的影响。涂尔干认为，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涂氏将这一状态命名为“机械的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中，维持并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1313944类似的观念回响在诸多涉及媒介仪式的论述中。例如，戴扬（Danial Dayan）和卡茨（Elihu Katz）在评价媒介事件的效果时就曾提出，媒介庆典（一种显在的媒介仪式）能促进社会的“机械的团结”。1313945客观地说，戴扬等人的新涂尔干式（neo-Durkheimian）的仪式观，恰当地揭示了媒介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复杂关联，但他们对于媒介仪式潜在的权力运作过程缺乏洞察力，对于仪式象征机制与社会位阶、社会冲突之间的错杂纠葛更是浑然不觉。针对上述理论盲点，英国传播学者柯尔迪（Nick Couldry）提出发展一种媒介仪式的批判模式，从对媒介的仪式性内容的考察转向对形式的分析，从对功能的中立性描述转向对具体运作机制的批判性审视。这正是本文写作灵感的源头所在。循着由柯尔迪倡导并亲身付诸实践的“后涂尔干式”（post-Durkheimian）1313946的研究路径，本文将聚焦媒介仪式中的权力问题，在社会结构与仪式的关联性视野中考量媒介符号权力运作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在展开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之前，让我们重返“仪式”这一术语，简要勾勒本文的核心概念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