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身份”（identity）概念的延伸。“身份”是过去几十年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也是当代社会和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的现代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身份”问题便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致的主题，众多研究者对人类各种“身份”展开了研究。文化身份的概念最早由以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ori Spivak）与霍米·巴巴（Homi Bhabha）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提出，近年来，它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热衷探讨的主题之一。英国文化研究集大成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文化身份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来定义，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第二种立场则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文化身份既是‘存在’也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地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1313964霍尔给出的第一种界定认为文化身份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存在，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流行于工业革命前；而第二种界定认为文化身份是流动的和建构的过程，是建构主义的视角，如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可。本文认为，文化身份兼具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流变性，一方面，它是固有特征的再现与延续；另一方面，它是创造性的生产与建构，总体上表现为一个再现与建构的过程。

一个可辨识的、清晰的、统一的文化身份对于个体、群体和民族国家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当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传播的信息化正引发世界性的文化身份危机，处于社会—经济转型进程中的中国亦未能幸免。因而，建构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是当前一项迫切而重大的任务。在此语境下，探讨大众传媒在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中的角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