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心情不爽的谭嗣同曾说，中国两千年之学都是荀学，“皆乡愿也”。这大约有些写意，更多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和态度。相对写实的是明儒顾允成，他看到“三代而下，只是乡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以今日的标准言，两人大概都有些“反传统”的意绪，其所言或有些以偏概全；但以乡愿方式处世，可以“名利兼收，便宜受用”，似乎也于史有征。

后来张东荪把二十世纪前几十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士阶级之腐烂”，亦即他所谓中流阶级心性（mentality）的恶化。具体表现在“只知苟且；只知规避责任；只知迎合意旨；只知从中取利；只知说假话；只知在夹缝中讨生活”。在顾允成和谭嗣同眼中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状态，在张氏看来不过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则他对传统的感觉比上两位要好许多。

他们自己都是读书人，故这些激烈的批评也是自责，恰体现了中国读书人反求诸己的传统。就个人而言，顾允成一生都在得罪权贵，在进士殿试对策时就“语侵帝妃”，排名被移置最末；后又数次抗疏大员，仕途不畅，终不得不乞假归乡讲学。谭嗣同更以身试刀，欲为天下存士节。再后来“士阶级”中不苟且和不规避责任的，其实也不少见。两朝皆曾身入牢狱的张东荪，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张氏所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存在，后来还呈现出变本加厉的趋势。

孔子本视乡愿为“德之贼”，然何谓乡愿，却未明言。不过他曾描述“非乡愿”状态，即“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这虽可能仅是理想，但至少可知，若对善者和不善者皆不表出自己之好恶，大约就是典型的乡愿了。

今日大学校园中乡愿之风似乎颇盛（据说有高人释乡愿为“乡下人的心愿”，若如此，则此类校园风气或即因全社会都关注“三农”所致，亦可谓创新），老师对学生皆取“鼓励”态度，竞言学生之善，而不言其不善。这有点像曾国藩论官家用绅士：“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而浑藏不露一字。”长期坚持，或能使“善者劝，则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但那是作战的时代，官家需要“本无任事之责”的绅士去拼命，故以宾客礼待之。若老师教学生也仿此手段，或许就有些不厚道了。

我知道很早就有老师对学生采取某些鼓励性举措，如上课时故意卖个破绽让学生指正等；但总以为这是针对少年人的技法，大学生已经算成人，似不必延续中小学的教育方式。故我对学生赞扬不多，而对我以为不足之处（虽可能出于我的偏见），却从来“不吝赐教”。已有不少学生和来进修者告诉我，虽然他们受到这类有失面子的“指教”并不愉快，后仍心存感激，盖现在能直接指出学生问题的老师，已经很少见了。

听到这样的“致谢”，颇感触耳惊心。一方面自己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多鼓励学生（仍不成功），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究竟什么方式对学生更有利。过去教书尚严，甚至要体罚；据不少有切身体验之人的回忆，打手心对成长很有实效。但因为这是不文明且侵犯人权的，已经明令禁止了。现在时兴表扬和鼓励，中小学生不时从学校带回光碟和书籍，指示家长多鼓励和表扬子女（这还真有实际的需要，因为他们会带回更多的作业，往往做到深夜，不鼓励实难以卒业）。然而对已经有公民权的大学生，是否可以适当减少表扬，增添些微批评呢？

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些矫枉过正，在鼓励之路上走得太远？如今不仅批评多太婉转，且不排除有些人已从迁就学生发展到讨好学生的程度了。

平心而论，很多实际在迁就甚至讨好学生的老师，在意识层面未必有意为之，更多或是无意中遵从某种风气而已。然而，普遍的无意识趋从恐怕比少数的有意为之还更可怕。我们都熟悉“皇帝的新衣”这一外国故事，那皇帝毕竟是所谓强势一方，因被奉承而掩盖真相，还可从权势的强弱去理解。在校园里的师生关系中，多数人似乎都认为老师居于强势，而学生是弱势一方。当强势方也要趋奉弱势方之时，不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权势理论受到挑战，我们的校园究竟已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还真有点让人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