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大学中出现一些新问题，有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以为是学校官僚化的结果。他们常挂在口上的，是给一些大学的领导以副部级的职衔。这恐怕多是史学以外的人，不知大学的历史，故无意之中被“社会舆论”所忽悠；跟着说多了，自己也信以为真。同时他们又迫于舆论压力，要迅速给大学问题找到原因，以利一举解决问题。于是便振其想象的翅膀，翱翔于无何有之乡，居然真找出点什么。然而这思路却认真不得——今日若把大学校长都降为科级，便能解决问题么？或废除大学的行政级别，我们就可以看着大学变好？

大学不过就是百多年的事。从历史看，校长的官位，比现在高的比比皆是。清末且不说，进入民国后，像蔡元培、汤尔和、蒋梦麟等，都曾在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之间往复，不闻其个人有升降之感，也未见同时其他人有此类想法。再近一些，“文革”前的大学校长（含党委书记），多是今日所谓省部级干部。当年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约行政六级，一般书记和副省长约从九级起；而大学校长六级以上的虽不特别多，超过九级的则相当普遍。且不说北大、清华，如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就是行政七级，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书记羊君度似为行政作级（这都是当年从“大字报”上看来的）。

以前的大学是否比现在办得好，要具体比较才知道。按正常的逻辑思维，如果蔡元培、蒋梦麟时代的北大确实像很多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好，我们今天倒可以考虑把较好的国立大学领导都升为正部级，其余大学定为副部级，说不定还真能收立竿见影之效（至少在圈地建房等方面会相对容易）。

如今大学官僚化的确日益明显，但主要未必体现在校领导的级别上。媒体喜欢赞扬早年的大学，而其现在爱批评的，却多是新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与近年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变更有直接关系，那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和郑思群时代的重庆大学就应该出现更多的类似问题。若这些问题和校长的行政级别关联并不密切，原因就应当从别处找。

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提高了，而是他们在行政级别略低之时，似乎还表现出较多的独立性；如今级别有所提高，反越来越顺从上级部门的功令性指挥棒了。

今日各类官办的评估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些特别“牛”的名校，原来对上级部门的举措不那么言听计从的，现在也日益顺从。因为如今什么都讲究透明，而代表“社会”的媒体，就最关注排名一类事，常能迫使大学就范。我有时也纳闷，照说现在的媒体从业者也基本出自大学，却似乎出去就生分了。不知是他们变得不了解大学了，还是因为代表“社会”的职责所在，不得不说些门外汉能听懂的话？

依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我本不必为大学领导作杞人之忧。现在说及，也并非突然思出其位，有非分之想。但像现在这样变本加厉地贯彻上面的功令性指标，的确有些让人担忧。

我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各种功令性的指标，却总以为鸟的种类和数量多些，方显出树林之大。教育和学术的基本准则，或许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这话广义地理解，即任何规则都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才能适应不同的“人才”。而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更宜有实行各种不同规则的学校存在。

如今时兴“人才流动”，一般人眼中的“流动”者，无论是否“人才”，都有些“无利不起早”的意味。但我知道，至少一部分人，是希望能“流动”到一些功令性规则相对宽松、有利于学术成长的地方。昔所谓“大隐在朝市”（此“朝市”有两解，一为早市，一为朝堂和市井），其实就是让不那么急于“上进”者也有去处。若全社会都欲隐无方，则容易触生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念想。

一个正常的学者，限时限量不一定能“多出成果”，不规定也不会故意少出成果。以近年很多人喜欢说的陈寅恪为例，陈先生被聘任教授时，便几乎没有什么发表出来的“学术成果”。但他在身兼清华教职之时，在专职研究的中研院史语所里，发表论文的篇数很快居全所第一。可见其当年著述的勤奋，也可知真正的学者，本无须功令性指标的督促。

如果可以说点新年的希望，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不论大学校长的级别如何，能够出现一些不那么遵循功令性指标的大学；且这些学校不会因此而失格，反受到同行和外行更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