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大学领导阐述在校园中强化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媒体认为这体现了“学术问题用学术手段解决”（这是《光明日报》二○一一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采访某大学党委书记的题目）的取向。此后媒体对此颂声不断，我却有些疑虑。道理很简单，学术委员会是否真能代表校园中的学术，在何种程度上代表学术，恐怕都还需要论证。

我们大学里的学术委员会，其实就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代表会议。在固定的时间（通常一届任期好几年）里，以固定的人员（通常是一个学科一个代表）组成。今日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在同一学科里，看不懂他人的论文，已是常见现象。正因此，跨学科的研究才得到提倡。但所跨的学科，必须是相关或相通的。就像陈寅恪论语言比较研究时所说，能进行比较的，要有可分享的共性；若本风马牛不相及，便没什么可比性。而我们的学术委员会本以求全为宗旨，并不考虑学科的关联性。委员会里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往往是大多数委员完全不懂的。由他们按照以多取胜的方式投票决策，实际就是让一批外行凭感觉来决定本应由内行决定的问题。

因此，一项学术议案能否通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陈述者的表述，即是否能以外行可以理解的方式说出提案的重要性。同时，议案陈述者个人是否具有超越本学科的学术影响，及其在委员会同侪中的口碑，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了解我们会议文化的人都知道，一个特定学科的委员，平时必须以合作的态度尽量与人为善，否则在关键时刻就可能得不到需要的足够支持。这样，学术委员会里的决策，实已含有超学术的因素。

即使所有委员始终出以公心，他们最多也只能依靠直觉来对一项自己不懂的事下判断。通常能让一般人感觉可以分享的，多是沿着既定模式推进的研究；真正具有突破性的项目，在本行中得到支持的概率已偏低，遑论外行。其结果，学术委员会通过的，更多是四平八稳的议案。我们不妨想想，在我们特别崇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谁说过他/她之所以做出别人没做到的成绩，是因为其想法曾得到一个多学科综合代表会议的支持？

在非常鼓励创新的今天，由这样的委员会进行学术决策，是否利于学术的突破，答案似乎不言自明。退而言之，这样的委员会能否做出正确的决策，也值得怀疑。从管理角度言，外行或许可以领导内行。但若要对学术发展进行决策，恐怕还是以内行为主更好（少数非本行者的参与，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视角和眼光，也是有帮助的，但不能喧宾夺主）。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机构都曾置于外行领导之下。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人想必耳熟能详。

其实，对于物理学而言，一位好的经济学家，不一定就比一位红军老干部更内行。专业好的学者，不一定就长于专业之外的事项。就算我们有幸选择到一群眼光开阔的优秀学者，由他们来投票决定某项学术研究是否应当开展，仍不能改变外行代内行决策的实质。基本上，一群在自己专业做得好的学者组成一个委员会，仅意味着外行数量的增加，并不能使大家从外行变成内行。

这样看来，在一个多学科综合代表会议里，按照以多取胜的方式投票决策，是否算是“学术手段”，已很令人怀疑。就算是，也未必真能“解决”学术问题。

很多人在表彰这类校园“去行政化”举措时，有意无意暗示这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行动。不过，那些颇受我们崇敬的外国大学里，有多少学校设立了我们这样什么都管的学术委员会，或许是需要调查的。报载复旦大学校长曾以耶鲁大学为例诠释“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的方式，据说“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这里的关键，是由“相关的”而非“综合的”教授委员会来讨论；针对的是需要决策的具体问题，问题解决了，这个委员会也就结束了。有了新的问题，再由“相关”教授组织新的委员会来论证。

我们不一定要仿效其具体的方式，却可以参考这一思路。学术的决策，应尽量以内行为主。由一群外行开会讨论、投票，更多是一种“非学术的手段”，也很难期望这样的方式可以解决好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