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得不错的书，最近朋友在微信上传来一篇《中华读书报》的文章（陈洁：《〈万历十五年〉的中文之旅》），曝露了一些此书出版的内情。从文章知道，此书的出版，首先是“老革命”金尧如认为，此举“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则最初的立意，多少还有些统战的意味在，而不是感觉其文字有多好。

当年作者、编者的风尚，如今似乎都难见到了。如黄仁宇先生提出“著者不受金钱报酬”，只希望给些样书，以送朋友。坦白说，我自己就一直希望出版社多给稿费，而且是多多益善，从不嫌多，仅觉其少。像黄先生那样的风格，真不能及。而润色文字的沈玉成先生，拒绝接受黄先生提出的三分之一稿费，尤其令我钦佩。从现在披露出的修改幅度看，拿三分之一的稿费，实不算多。而沈先生分文不取，真是君子风范。

附带言，文章说“黄仁宇离国已逾三十年，汉语不仅生疏艰涩，而且不乏陈旧过时、不合语法的表达”。这可能有些误解。我的印象中黄先生不时用汉语写作，不过未曾发表在大陆而已，应不至于“生疏”。当然，海外有些表述“不合”大陆“语法”，也是可能的，但应不至于“艰涩”；盖黄先生的汉语写作，似乎面对非专业读者的多，若“艰涩”便已无生路，恐难以为继。

另外，文章的个别说法，或有些随意。如开篇第一句就说《万历十五年》“开启了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那意思当然是有很多追随者（且也都比较成功）。但至少在中国，我印象中似乎没有什么书成功延续了《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写作模式”（不排除是我孤陋寡闻）。真有仿效者，不是过于“严肃”到不忍卒读，就是“随便”到关公战秦琼的程度。似乎只有张鸣的作品，能力上或稍近之，但风格还是很不同。

以最近张著《共和中的帝制》为例，书中的句子都短而有力，表述鲜明清晰，有时甚至可见故意地避雅而就俗。其并不在意文字表述的余音绕梁，却也能让人掩卷而有所思。而且张书一直卖得很好，比《万历十五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若说张式表述是延续了黄仁宇的“历史写作模式”，恐怕张鸣不会同意。

整体上，《〈万历十五年〉的中文之旅》是一篇不错的文章，我从中收获不少，且也基本同意作者的看法：沈玉成先生的润色，大大帮助了大陆读者对《万历十五年》的接受。从文章披露的一些文字看，原来的自译文，还有英语风格（不论长短，主语更换就另起一句，前面用句号），调整后显然更通达。不过，我倒觉得现在不妨出一本黄先生自己的原译本，不仅可以让读者领略其本有的文风，有些微妙的细节，也能更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原意。

我们从那文章提供的一个段落来看两者的异同。

黄仁宇原稿：

一五八七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之前一年。当年中国之小波折，实为以前大事之症结，也即是以后各项波澜之序幕。其间关系因果，即为历史。有时表面不重要，而实际重要。并且若干历史家忽视之末端小节，恰为我国特征之所在。

沈玉成润色稿：

一五八七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这的确不仅是一般的润色，连句子的结构也进行了调整。两相比较，修改版确更显通达，尤其是更符合当时大陆的表述习惯；但也有些微失真，即“我国特征之所在”一语已全然不见了。这里可能有文家与史家视角的差异，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针对性的重要论断。盖黄书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谓忽视末端小节的“若干历史家”，显有所指，且已婉转指出他们其实不懂“中国特征”。

可知黄先生对英文的既存明史论述，是不满意的。进而言之，黄先生反复强调末端小节的重要性，指出特定的小波折不仅前承大事，并开后之波澜，其针对的可能不仅是明史，而是整个西方历史叙述方式。就此看来，出一本黄先生自译的《万历十五年》，确实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