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和一群朋友一起读弗洛伊德，“梦”常常是谈话的主题。一位后来进入电视行业的朋友曾提出一问：梦里的景象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大家恍然发现，竟然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我后来梦醒之时，也常努力想要回顾梦中场景，试图解答上面的问题，结果总是劳而无功。这时候才领悟到，《庄子》提出的梦与人生究竟何者为真，确实难以遽断——那几乎就是两个似乎关联却又相距甚远的世界。

今日的年轻人或许不能理解上述关于梦境的提问，在当年，那问题还真带有几分影视圈的专业思考。色彩斑斓的影视画面，其实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年龄稍大的人，都经历过从看黑白电影到五彩电影再到多彩电影的转变过程（电视亦然）。在画面是黑白的时代，影视与人生仿佛也有点像两个世界。人生中不乏“面带猪相，心头明亮”的事例，影视中演员的美丑与角色的正反则基本成正比。或许正是黑白的影视促成了黑白分明的类似思维，且延续了很久——形象一般的“实力派”演员大出风头，也就是近十多年才出现的新潮。

小时候看电影，最喜欢分辨好人坏人；见到争斗的场面，总欲立刻见个输赢。这大概是小孩子的常情。著名出版家高凤谦曾回忆说：他在家里读书看报，身旁的小女儿总是问“某与某孰贤？某事利害何若？”而他也总要引孔子之言，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小孩子的类似提问，常被大人和老师指正。而高家这样的提问和回答能多次重复，可见要改变小孩子的见解，也非易事。

通常书读多了，说话就更有分寸；很多时候，确实需要像胡适所说的那样“展缓判断”。然而在遇到“皇帝的新衣”一类状况时，儿童的见解就比成人的更可贵。人生在世，有时也需要某种确定的判断。黑白分明的思维自有其好处，即直截了当。其不妙之处也同样明显，就是太过简单化。

现在的人都爱说越是民族的越有世界性，但五四后提倡世界文学的，正要削除文学的地方色彩。闻一多就曾警告说：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归并成一样的，等于把各种颜色合成一种颜色，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他强调，“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

不过，作画的纸或绢本也是底色，故一样颜色也可画成一幅完全的画，中国的水墨画即如此。当然，所谓“止水无波”，要从平面的黑白画面中体会山水园林的多姿多彩，总须依赖几分想象。当年看黑白电影的人，因经常锻炼，其想象力或许胜过今人，也说不定。若严格说，墨色的浓淡，已经是好几种颜色了。从这一视角看，墨色浓淡的处理，也带有尽量增添些色彩的意味吧。但那画面的色调，终不如多彩者那么丰富而近真，所以水墨画虽能维持，数量上却不占优。

如今影视画面的色彩已空前复杂，然而不少人的思维，好像还停留在黑白电影的时代，往往把绚丽多彩的人生简化为种种零和（zero-sum）关系，非此即彼，不容妥协。其实世界的各种相互关系，远非仅是双向的；即使在双向关系之中，也未必就一定此消彼长。我们常听说一句话：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就很能说明，即使对立的竞争，也可能是多组的对立和多方竞争。在这样的多元竞争之中，某一方的失败甚或消逝，很难说是其余哪一方的成功。

近年美国人产生出把中国视为非敌非友的“共同责任者”，就是从黑白分明的冷战思路淡出后的新思维。世界本非一个只有竞争的场所，人类还有很多需要协作的事务。就像黑白之间也可以有浓淡各色一样，人生各因素的关联互动，本蕴涵着无数多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都意味着一个可以选择的机会。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本是多姿多彩的，黑白不过是一段时间里的一种简化。但这一简化却是有力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黑白渐成为人们认知中的“常态”，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成为某种定式，并据此做出判断。这是相当可怕的。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生与世界，回归多色纷呈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