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常感叹“神马都是浮云”，而山东鼓词却说，“创出汉子来就是汉子”。两说异曲同工，有时我们所接受的，或不过是以为如此，未必即“实际”。进而言之，世间很多事本介于虚实之间，“创”是一种行为，若创出的结果能让他人接受，则“浮云般的汉子”也就真成了“汉子”。

很多时候，“创”的方式，也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认知的形成。如胡适对人一向温和周到，而陈独秀则不注意细行。在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里，便导致一种抑陈扬胡的时代认知。胡适的日记曾说：外间传说陈独秀力劝他离婚而他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胡适是真能读书的人，所以能注意到“人情”那“不知不觉”的作用。

当年他曾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在正式表述中则从“革命”退向了“改良”，颇显“温和”；而陈独秀则大呼“革命”以支持胡，貌似激进。若回看其具体主张，胡适提出的建议几乎全是否定的，而陈提出的主张倒皆有推倒和建设的两面，显然是胡激进而陈温和。不幸后来很多研究者，也和时人一样，仅从“革命”与“改良”的标识，就得出陈独秀比胡适更激烈的结论。迄今关于“文学革命”的常规论述，仍“不知不觉”地落入这一窠臼。

治史者最要注意，“文如其人”的习惯说法，实不可靠。今日我们常可看到，不少吁嗟作冰雪清高状者，一旦有了“上进”的机会，其热衷往往胜过常人。当年元好问读了潘岳的《闲居赋》，也以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钱锺书先生进而提出：“观文章固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

所谓“欲人视己”，即立说者自己希望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要知道三人可以成虎，《吕氏春秋》就说，一事数传之后，就可能“白为黑、黑为白”。反之，久伪也能成真，《荀子》即曾说到“积伪”的作用。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伪君子不如真小人。那是特别看重内心真诚的极高要求，针对的主要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道学家”。实则君子的真伪，不仅看其怎么说，更要看其怎么做。而小人不论真假，都同样可恶。且真作假时假亦真，伪善若长期坚持，便可能“积伪成真”。能终身作伪，则终失其伪，即已不是伪；而久积的伪善，或也就成了真善。

孟子说过：“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朱子将此解释为“矫情干誉”。那可是塑造“道学”的时代，这样的认知，似颇不鼓励人向善。而以实际行动来“矫情干誉”，并非易事。如孟子所说，“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遑论让国。后来皮锡瑞便主张，“见有人持正论、惜声名者，即以君子之名奉之。其人既为众人抬举，自然不肯贬下，不得不以正人自处；即见有利，不能不顾声名”。持之既久，尤不能不“兢兢自保，勿自败于末路”。

这是深有体会的见解。名教约束人的妙用，正在于授人以名，使其不得不向善。盖人要面子，也要他人能给面子；其有了面子，自然不肯失面子；能始终维持面子，也就成了真君子。正如军阀杀人之后念佛，过去皆以“作伪”视之。其实，但存此杀人不对之念，杀起人来总没有那么得心应手；遇到可杀可不杀的时候，或会因此一念之差，而救下几人之命，终是向着少杀人的方向发展。人入社会，多少要说些面子话、做点面子事。说好听的话，总比口出恶言好。关键是要鼓励其落实在行动上。若徒然唱高调，不给人以向善的机会，不许人改正错误，则可能让世道更恶。

当然，社会的约束，本是双向的。戴面具原本为掩饰之用，久而久之，特定的假面反成真人的身份认同，甚或某一类人的“形象类型”——今日老师不作道学状，则可能宽严皆误：宽使人慢，严则可能被看作“学阀”。真要走自己的路，并不那么容易。陈独秀不过坚持“永远是他自己”，结果处处碰壁；就连他的好友胡适为他解脱，也只能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

说到底，君子本是后天的，孔子就没见过“好德如好色者”。故对于他人，能给面子就要给；让向善的言说走向行动，社会便日趋于善，又何问其真伪。至于自己，固不妨“欲人视己为何如人”，就朝此方向努力；也尽可走自己的路，不管他人如何“视己”。夫子不也说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