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放假，是稍可读书的时候。读书受益有很多种：有的书给人以启发，有的书叙述事情的原委，有的书示人以可用的材料，有的书则直接告诉我们：书不可以这样写。近日所读吴天墀先生的书，属于第一种，不分专业，皆开卷有益。

吴先生少习世界语，抗战时曾在西康省任县长，又是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代表，治学一向目光四射，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下士。而其一生关注，又有一个重点，即在釐清中国中古时代宏观演变的基础上，再现宋代和四川的历史。他大学甫毕业，便针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流传说法，刊文辨析，强调并非蜀人好乱，而是其处境常驱之乱。盖四川“民性脆柔，易启奸蠹之虐；积忿蕴怒，不敢与校。及至生事艰困，不可复忍之时，铤而走险，遂归必然”。

这大体是本苏辙《蜀论》所言，小苏当年曾将秦晋之民与蜀人比较，指出前者“倜傥而无所顾，负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便不容忍，“叫号纷呶，奔走告诉，以争毫厘曲直之际”；忿极之时，甚至“怀刃贼其长吏”。然正因此，秦晋“有一朝不测之怒，而无终身戚戚不报之怨”。蜀人则相反，一向“畏吏奉法，俯首听命”。其“平居无事，盗入其室，惧伤而不敢校”。不过，他们“辱之而不能竞，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都是“忍诟而不骤发”的表象。至其“心有所不可复忍”，就会“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引动天下大乱。

类似现象，又在清末发生。当时朝廷采纳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政策，把原来民间集资修筑的铁路干道，收归国营；但对民间的集资，却并无明确的偿还方式，近于无偿接管。结果激起广泛的民怨。江浙湘鄂粤的老百姓，皆一触即发，群起反抗；然在政府压力下，多不了了之。待各省风潮渐靖，川人才起而抗路。当时舆论以为，四川也会像各省一样虎头蛇尾。结果川人誓死不让步，终导致了辛亥革命。当时《申报》说：因川人向来温顺，故“四川之人，政府所视为易与者也。而今反若是难与，是实政府及一般之人所不及料也”。

那些年，随着物质化思考的风行，朝廷多用盛宣怀一类号称干练而读书不多之人，或连唐宋八大家都不及卒读。其实小苏已指出，人不能无怨，“怨而得偿，以快其怒，则其为毒也犹可以少解；惟其郁郁而无所泄，则其为志也远，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乱以发其怒而后息”。比较起来，“秦晋之勇，而其为乱也志近而祸浅；蜀人之怯，而其为变也怨深而祸大”。他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

清季朝廷中人，若能稍多读书，便当知川人虽向来退让，但真到忍无可忍，铤而走险，就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可以压迫政策解决。本来保路风潮也不是没有回旋缓和的可能，四川总督赵尔丰先也曾扮演“为民请命”的角色，对中央政府的压迫指令并不积极。若非朝廷另派大员领兵入川，予以多方面的强烈暗示（既显示了用武力解决经济纠纷的明确倾向，也不排除兵到即易督），血案或能避免，说不定历史走向就不一样了。

今日当然不必据想象以“重写历史”，但四川的故事，可以推而广之。大至天下的治理，小到几十人的主管，恐怕都不能欺软怕硬，尤其要记住“弱者有所不侮”的古风。这既是为政，也是做人必要的基础。平时即当如此，危机出现就更要善为疏导，不必动不动就想“亮剑”。盖兵本凶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最后的选项，何况纵兵杀民！

民之柔弱似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孟子早就说过，人性之善如水，通常水往下流，但“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水之受激而逆动，并非其性，“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下）。掌握“势”或能操控“势”的人，必须警惕不善用“势”即可能使人“不善”，更要以善举鼓励人向善。多几分宽容，使人能自得其乐，彼此也就相安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