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节目“动物世界”里，有一个生物链的基本准则，说万事万物皆有关联。历史亦然，各事多不相同，然而相通。故我一向主张做学问不必画地为牢，太严守边界。不过，荀子曾说：“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职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乱。”分类和分工，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个体或群体的人，皆有所能有所不能，故亦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这样的规则，很晚才打破，此后才开始形成并逐渐流行赢者通吃的原则。至少在娱乐界，香港可能是个创始的地方，基本上有一技之长者很快就显出多技之长（例如选美成功，便可做演员；能做演员，就自然会唱歌）。好莱坞的影视界，或受行会传统影响，从导演到演员，电影与电视基本是两个群体（近年也在松动）。外国能唱歌的，往往也会演一两部电影，然多浅尝辄止，不普及也不持久。演员兼出唱片的，似乎也不很多。

我曾开玩笑说，后现代主义虽起源于建筑，但别处尚在进行学理探讨时，香港的演艺界已经开始实践，完全称得上后现代的大本营。盖严分界域常被视为“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其实也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凡能打破者，后现代观念都予以学理上的肯定，并赋予其正当性。可惜研究后现代者，似乎都忽略了香港的早期创新经验。或许是在此基础上的赢者通吃倾向，有些违背后现代那各行其是的原则。

类似的倾向，渐也流行于内地的娱乐界。有段时间，或许受到什么都必须创新的影响，艺人似都务为从前所不为；电视里频繁出现所谓“反串”的表演，男子出女声和女子出男声，尤其流行了一段时间。电视主持人似也都能唱歌，其中还真有一两位唱得不输专业水准的人，正类各种“好声音”节目里的业余歌手常常胜过专业演员。估计那些专业学唱歌的现在都有些危机感：如果这本是可以无师自通的行道，他们除了文凭，还有什么可贵？

基本上，凡是存在的都有其理由。且一行有一行的门道，我可不想思出其位，去褒贬娱乐界的新现象。只要观众喜欢，正不妨继续。到没了收视率，广告不来，自会转换新的方式。不过各种反串的流行，也提示出一个“看点”，即观众看的，究竟是特定熟悉的脸，还是演员的专长？如果脸熟胜过专长，或许就是赢者得以通吃的一个社会基础。

现在的新走向是，类似的倾向已经走出娱乐圈，而走进别的领域。以前在分工意识之下，文艺作品中读书人的形象，有时迂腐到不知买酱油的钱可以买醋。如今学者多能，不仅被寄予“创业”的厚望，在大学里，也流行“学而优则仕”——稍有成就的，便奖以管理职位（清末废科举后所谓“奖励”，即授予虚实不一的官衔）。反过来，朋友间开玩笑，也常常说官大学问就大。例如做教务处长的，通常都比一般教授更懂教育。余类推。

现在渐已形成一个惯性的思维，仿佛不当院士，就不懂得大学管理，因而也就不合适当大学校长（这也是中国特色，我们倾慕的欧美名校，便非如此）。院士出任大学校长而优秀的，我自己就接触过不止一位；但若从网络看，同类校长受抨击的，似也不少。我更相信，非院士而胜任校长者，亦大有人在。古训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正如清末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说，“一代之才，恒足供一代之用”，主要还是看培养发现之道如何。

我个人的经验，院士任大学校长，一般比副教授任大学校长好。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过度严守边界而不越雷池一步，固非善策；有一技之长者，未必皆具多技之长，似亦不必拘泥赢者通吃的准则。

最重要的是，如今人人都注重社会资源的分配。赢者多吃，已相当不错了。若进而通吃，便可能形成资源的垄断。自从这一新倾向开始确立，不仅社会上的“成功”被规定为特定的模式，且以前所说的“不成功、便成仁”，渐也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了。盖资源皆被赢者通吃之后，其他人便立足也难，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感觉生活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解决之道，最好是终止各种形式的资源垄断，开放各类资源的共享程度。林子大了，不仅鸟多，机会和选项也多，也更能允许尝试的失败；因为失利之后，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仍在，且较充分。只要希望还在，人们或许就没有那么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