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而今眼目下”，一般世故的人往往报喜不报忧，而媒体则报忧多于报喜。这并非很新的现象，钱穆在几十年前就注意到，“每天看报，报上大概多载些动乱的事。如某处车子撞了，伤了一个人，或某处失火，烧了一所房子”。报上所载，大多是这类突发事件，即“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

然而这也不是很久远的现象。盖今日所谓媒体，从报纸开始，大多从外国“引进”，最多也不过百多年而已。初期的中国报纸，常以史自居。如杨度在晚清就说，“现在之书，即为过去之报；现在之报，又为将来之书”。过去未来，“无往而非历史，即无往而非新闻”。进入民国后，办《申报》的史量才也明言“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超于史部”。其与一般史著的差别，在不仅记载往事，“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善而相从”。

这样一种视报纸为历史记载的观念，使得不少人在民初对报纸产生疑惑，梁启超在一九二二年说，“现在京汉路上的战争，北京报上所载的，就完全不是事实”。故“报纸在今日是史料的渊薮了，但昨天的新闻，和今日矛盾；在甲军阀势力下的报纸，和在乙军阀势力下的参差”；不知究竟相信谁？“若把所有报纸，所有官电，逐日仔细批阅抄录，用功可谓极勤，但结果毫无用处”。他虽不免说得口滑，但反映了当时不少人的态度。

《申报》的主笔杨荫杭，就提倡一种反读电报、文告之法。他发现，当时军人发通电者，“凡言不启战端者，则宣战之别名；凡言始终和好者，即嫌隙之别名；凡言利国福民者，即害国蠹民之别名；凡言解甲归田者，即终身盘据并传之子孙之别名”。简言之，“发电者之意，适与电文相反”。且“不独今日之电报为此，凡民国以来之电报，皆作如是观”。

不过，蒋廷黻以为，这些文告虽为打仗的武人署名，反映的或更多是帮忙起草之文人的见解。尽管这些“宣言和通电都标榜很高尚的主义、很纯粹的意志，好像国之兴亡，在此一举”。其实武人们并不在乎这些主义和意志，甚至未必看过那些宣言和通电。

惟不看而仍要发，自然有其作用。进而言之，既存套话甚多，拟电报者为何必须使用某些“高尚”语句，以及他们怎样选、选什么等，都从不同侧面透露出各种时代信息，说明很多问题。读史者既知其“假手”而“代言”，顺其意而正读之，或反其意而逆读之，皆有所得，绝非梁启超所说的“毫无用处”。

且报纸毕竟是逐日出版的“编年体”，尽管其“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但若反其道而读之，从同类的“动与乱”之间，仍可推断出一些“安与定”的常态现象。例如台风来袭，媒体必报。则两次台风之间，大体便知是相对正常的天气。

可以说，昔年新闻报道的“真实”程度的确参差不齐，很多事虽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善读者仍可从文字中获取其所反映的时代特性。到今日信息爆炸，新闻也渐默许“炒作”，媒体不必为昨天所言负责，即使善读者，要想寻取蛛丝马迹，也都难上加难了。

不过，至少在中国，媒体报忧不报喜，以前并非常态，而不过是一变态。辛亥革命前夕《申报》一记者就说，报纸之记载，“必有趣味，方能入目而不倦。近日报纸所载，非刀兵之惨祸，即水旱之荒灾。只益悲辛，何有兴味？”但这都是当时遽变的时势所造成的，非记者所能左右。该报创办《自由谈》栏目，就是希望读者“于百无聊赖之余，为强作欢笑之计”。

任何新闻报道，当然有其选择性。即使专采集“新奇之事”以吸引人，也要针对其预设读者的兴趣。从上述记者的表述可见，以前的报纸记载，要具有可读性，能够娱人。专报忧而不报喜，乃是百年前的特殊历史经历使然，报纸还颇感抱歉。时过境迁，昔日的变态却成了常态。这是读者性恶的要求，还是媒体的自主创新，不亦可深长思乎！

政治太高深，文告是否需要反读，且留给肉食者谋。媒体关于社会，是否只益悲辛，不增兴味，或也可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