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写出了他那本厚重的《中国近代史》。书的封面上，以中文大书一“争”字，对所谓近代精神，深有领会。尚争而不尚让，是中国近代与前近代的一个重要区别。不过，像近代中国很多东西一样，这尚争的精神，也是舶来品。

很多年前，布克哈特就注意到欧洲“近代”的一个特点，即竞争日趋白热化，“所有人都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仿佛“进入了一个战争时代”。这也是时势使然——随着生产规模的疾速扩大，市场成为那只掌控一切的“看不见的手”，现代经济在创造出前所未有之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不平等，特别是构成了各种可感知而看不见的障碍，使个人能力难以发展。

最能看到新生产关系弊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提出了那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典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他们二老所思考的“发展”和“自由”，或比我们一般人所想的要更深刻。就较低的层次言，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都感觉到生活的紧迫，人们不得不为了争取和维持一个能稍有安全感的位置而奋斗；在此竞争的过程中，可能最常见的感觉就是无助也无奈，大家都被某种“看不见”的强大力量左右着，个体的人很难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是我们后来称之为“现代化”的伴生现象。从过去到现在，无数人对现代化趋之若鹜。他们看到的是现代化那前所未有的物质能力，布克哈特却早就看到了现代化可能带来的非物质影响，即文化的改变。作为一种精神和情感生活的表达，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理路，而不必仅是什么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文化也受物质转变的影响，并会表现那些服务于促进物质生活的内容。

与前现代和后现代都常常各行其是不同，现代化的一个特点是集中和标准化。其好处是能量增强，更容易有所作为。然而在布克哈特看来，人人都一样，则不免产生“思想的平庸”。因为大家朝同一个方向迈进，独立的思考、个性化的艺术甚至享受平凡生活的时空范围，都会越来越小。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生活亦然。随着标准化那无所不在的力量，连成功也越来越外在化，或被潜移默化地规定为特定模式（例如，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没有点“赵孟所贵”的确认，便不敢说有学问）。多数人都向往成功，并期待着与之俱来的胜者通吃式的通赢（而不是政治家爱说的双赢），同时也为仿佛总离成功有着难以逾越的一步之遥而焦虑，而不满，而不平，而不能接受。于是或过度消极，或思出其位，甚或铤而走险。

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生活目标因而不那么感到谋生压力的人，更容易随遇而安，却也可能一鸣惊人（盖越是独自的，越能为人所分享），因为生活目标是自定的，而不是“被规定的”。以前不少学者为乡村居民那不思上进的生活方式而不满，但那里恰也潜存着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外出打工，或因别人都打工而打工。如果村民进而被纳入正在兴建的新城镇，住在一体化的建筑里，必然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进一步趋同。这样，会不会因为个体独特性的隐去而强化“思想的平庸”？

随着社会的整体物化，世人也日趋现实，可能把很多非物质的因素视为落伍、多余或奢侈而放弃。一旦这些曾经构成我们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抛弃（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文化也就转变了。尽管文化的力量可以强大到连群体性的肉体灭绝都难以改变（如张献忠屠蜀之于四川），但在文化本身成为革命的对象后，先有斯文扫地，继之以那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也许我们真得为文化的改变预做准备。

这预做准备是傅斯年的意思。在他看来，“传统是不死的”，但若“生产方式改了，则生活方式必然改”，传统也会跟着改。在竞争如战争的时代，为了自存，“中国的生产方式是非改不可的”；故只能为传统的改变预做准备，以人为的努力，修正其不足，而扩充其优秀的面相，使之向更好的方向转变。

如今生活的竞争也渐如战争，或可考虑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既可以延续那“为人”的生活，追求被规定的“成功”；也不妨自营更加“为己”的生活，寻求真合己意的幸福。窃以为，生活的多样化，就是我们曾有的优秀传统，也最能医治愤愤不平而相互抱怨的现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