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忽然流行，连地方官也大感兴趣，视为招商引资的选项。实则今日称为“非物质文化”者，大多是最近才被改称的（有些仍在改变之中）。甚至“物质文化”本身，流行的时间似也不长。如今欧美史学界看好的“物质文化史”课程，我念书的时候就很少见。

文化从来包括物质，但文化也向有非物质的一面。然而，自从近代“物质兴起”之后，我们的思维和想象，都已相当物质化。由于近代中国曾示人以积弱之相，故追求富强成为主流。如今中国似已富强，却也淡忘了富强之外的天地。对于各类“非物质”的事物，久已生疏，以至于视而不见了。把“非物质文化”视为招商的选项，就是一种典型的物质化思路。

“物质兴起”的最大副作用，就是所谓“市道”的流行。杨荫杭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华旧俗本“重农抑商”，后因“沾染欧风”，遂“举国皆尊商人、崇拜金钱”，造成了世风的逆转：“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结果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一年后，来中国赞助革命的职业革命家鲍罗廷也说，广东读书人除少数人外，皆不适合做革命者。其原因就是“广东与香港毗邻的八零年，彻底腐蚀了广东的知识分子，只给他们灌输了一个理想——捞钱”。鲍罗廷的概括或有些偏颇，但仍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杨荫杭的观察。

今人大概不容易相信有什么人可以抵御钱的力量，但鲍罗廷敏锐地注意到，钱对广东读书人的普遍腐蚀力，是个相对较新的社会现象，且显然与香港的资本主义相关。资本的力量从来不小，今日尤其显著。君不见素有象牙塔之称的校园，近年也大兴“数字化管理”——能拿“项目”者便“牛”，拿钱多的“项目”更是“大牛”；不拿额外的钱也能“出成果”的，只能是不入流。

在读书人也难以抵挡资本力量之时，老百姓却有自己的方法，即以其自身的生活逻辑解构之。前些时候在答辩中看到一篇人类学论文，说是广东、闽南一带很多人曾被香港的六合彩弄得家破人亡，颇彰显资本的力量。不过，在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六合彩”却被乡民解构，使其异化成为一种投资兼娱乐的日常生活方式，杀伤力也大减。

这或者是一个学理化的观察。不过，以柔克刚地化解一种强势的力量，本是中国文化的强项。史称中国人善于“同化”外来人，不论是向化者还是征服者。窃以为这就是一种解构和重构的文化能力。所谓同化，对被化者而言也就是一种异化。解构且能同化对方，必有自己的文化逻辑，并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上。

这文化逻辑背后，是人的价值取向。中国老百姓自有其行事的生活逻辑，例如人禽有别，就是村民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早年的乡村建设者，曾推广外来的良种猪，个头比本地猪大一倍，且生长快，出栏时间短。却因其必用相当比例的精饲料，结果无法推广；因为这些所谓“精饲料”，在农民自己所吃的口粮中也是较好的。他们的逻辑很简单：畜牲不能比人吃得好，即使可以因此赚更多钱也不行。

这就是非物质的文化逻辑。孟子曾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而在士为他人楷模的时代，过去以为只有读书人才能够做到的，其实也被很多干农活的人分享。在成为习俗之后，更具有一种凝固性的力量，被后来的趋新者视为保守，甚或顽固。然而这些生活逻辑背后，可能正隐伏着那些趋新者想要追求的价值（人和畜牲不能一样，不正是古今中外长期追求的理想么）。

在农业中国，过去为士人和百姓分享的一项基本文化逻辑，就是修文德也尊文德。文德者，文化的能力（the power of culture）也。在很长的时间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直是乡民的生活准则。我自己曾在乡村中生活了九年，作为“知识青年”，深切体会到乡下人对文化的虔诚敬意。且老百姓自有其确认“文化”的标准，凡是被他们确认的“读书人”，即会得到其发自内心的尊重。若仅有文凭而不能让其佩服，也就难以享受“文化”的待遇。

我想，科举时代的宾兴、公田等制度，大概也都靠类似的文化逻辑在支撑。若仅从社会功能角度将其视为某种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安排，恐怕低估了这些制度背后的文化力量。

在新的一年里，或不妨尝试一下从非物质文化的角度思考，以及我们久违的非物质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