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重复中国的地大物博，但说中国想中国时，又往往就少数大都会言之。按梁启超的看法，中国自春秋以降，“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他强调，“中国幅员如此其广，各地开化先后不同，有相距至千数百年者”，故历史不能“纯以帝王宅都之地为中心”；要“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且应具体分区到县市，从“每县每市看他进展的情形”，才能了解整个的中国。

中国历史上区域发展的不同步现象，过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些大城市的读书人，可能已经走出国门，却未必了解周围的社会。留学日本的张东荪，或许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他在一九二○年曾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但据陈独秀说，因为跟着演讲的外国哲学家跑了一趟湖南，第一次观察到沿途的“中国”，回来就改了主意，退出了组党活动。

同年七月，也曾留学日本并参与筹建中共的戴季陶从上海到了湖州，以为“从近代文明史的意义上看”，两地的社会要差一百年。他感触最深的是，湖州“一般人的举动都是很和平安详的”，街上“穿长衫的人，很少急急忙忙地走路的，普通都是很从容不迫的样子”；“决不像上海的人，要争什么一点半点钟”。就是“下苦力的江北人，他们筋肉的紧张，也比在上海的差得多”。抗战时留学法国的左倾文人陈学昭到了延安，也深感“陕北人的举动与话声都非常迟缓”。她认为当地老百姓是政治进步而文化落后，后者的特征就是那种特别的“安闲与懒惰”。

这些人显然具有人类学的观察能力，能注意到各地的生活方式、节奏和行事标准的不同，为分区叙述的整体中国留下了很好的史料。实则不仅历史如此，今日亦然。在大城市人眼中的小地方，行事可能不那么标准化，有时甚至不那么讲规矩，生活节奏相对缓慢，但往往也更多人情味。

我自己近年也常到一些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走走，也曾遇到考究判词文笔及其学理启示的中层法官。最重要的是，那里似有着更多理想，以及为理想而努力的人。如今五十多岁的读书人，少时多少都有“文学青年”的向往和尝试。但目前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多与诗文渐离渐远。而在中小城市中，还有各式各样的诗刊、画苑等存在。其层次可能不如大城市的高，而诚恳和执着却往往过之（包括艺术家的穿着打扮，也很认真，长发和光头参半）。尤其因为那些机构的市场利益实不能言高，其受市场风气的影响也相对更小。

今日的中小城市，或有点像民国早期城市读书人眼中的乡村，有人在那里看见落后，也有人看见自然和清纯，实际大概是两皆有之。自从以蒸汽机为表征的现代化出现，在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同时，工商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也呈所向披靡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便是非常真实的写照，也反映出一部分人的担忧。从那时起，对乡土自然的怀念，就成为文学一个持续的主题。

当年赛珍珠因写中国农民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中国读书人不满。其实她之所以能打动时人，正反映了机器文明时代对乡土生活那已渐虚悬的记忆。而那些撰文反对她的中国读书人，恐怕还真不如她那样了解下层的中国人。如果说赛珍珠打动的更多是西方人，有着耕读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则更容易因乡土而生遐想。当年郑振铎、沈雁冰、顾颉刚等，便曾幻想“躬耕自给，弃都市之生活，专心去乡村读书”。

坦白说，不论是早年的乡村和如今的中小城市，其清纯都是夹杂着愿望和想象的憧憬。若说今日基层官商间的互动，恐怕比大城市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电视上“曝光”的地方官员，其行为出格也多超过大城市人）。然而任何时空之中，总是给人以希望更多的地方，代表着希望本身。从这一角度言，生活节奏尚未快到让人紧张的地方，或许蕴含着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如果城市化可以算作现代化的一个表征，中小城市已经走在现代化的路途之上，它们或许不及乡村清纯，又比大城市“落后”，然或得其中道。大体上，在市道还不甚流行的地方，也就多留了几分清纯、些许理想。或许，那里也有着更多的非物质文化思考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