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开始后，红军指战员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利，以至于濒临绝境的现实与前四次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进行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的主张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对这一错误，早在中央根据地时期，许多干部就产生过疑虑和不满，相继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干部还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等人曾多次提出过正确主张，却被拒之千里。长征不断失利使得红军队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希望党和红军早日摆脱被动困境，要求纠正错误，改换领导的意见也在酝酿。行军途中，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多次向张闻天、王稼祥以及一些红军干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临时中央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周恩来、朱德等人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明显加大，争论在从老山界到黎平、猴场的一路上没有休止过。

为此，中央红军长征至贵州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转折标志的一系列会议，即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其中，黎平会议否定了原定至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做出了西进贵州向遵义方向前进的战略决定，是遵义会议的前奏；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并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遵义会议的前夜；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鸡鸣三省”会议继续巩固和扩大遵义会议成果，完成了中央最高层的组织调整任务；苟坝会议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这一系列会议，从广义上都可以称为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这些成果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还成为遵义会议精神得以铸就的载体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