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私营企业，从1956年以后，就在中国内地基本上“绝种”了。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马克思语）。1970年代末期，当包产到户再度兴起时，私营企业即以非典型的、不成熟的萌芽状态，稀疏地出现在城乡的一些角落里。政策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随即开展了调查研究。

1980年代的调查方法大致是调查人员（1～3人）孤军深入，各自为战，不能形成一支有组织的调研队伍。入户访谈，驻村调查，口问手记，手工作业，这些都是社会调查必不可少的、最起码的功夫，但是，在信息稀缺而又极度封闭（1988年6月以前，这个问题只能在内部讨论）的情况下，许多调查研究者不仅要进行重复劳动，而且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在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私营企业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直到1986年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善，这一年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一份范围较广（11个省26个村）、规模较大（97家私营企业）、方法规范（每一家私营企业设计三种问卷：投资者、员工和干部）的研究报告公之于世，成为经典。

我们在研究中深深感到，要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容许、鼓励雇佣劳动存在和发展这个极其繁难的问题进入深入、系统、持续的调查研究，急需建立一支遍布全国的、相对固定的、素质较高的专业队伍，急需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撑调查研究持续进行。这就需要把对私营企业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

1992年春夏间，中央政策研究室先后于北京和河北（涿州）召开了两次小型座谈会，1993年冬季又在杭州召开了50人左右的研讨会。全国工商联也于1992年8月，邀请100多人在香山饭店召开了为期5天的研讨会。这些会议除形成一些政策性建议外，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组建全国性学术团体方面达成了共识，建议由中央统战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宣传部、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工商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筹备小组，在李定、晓亮、陆学艺、胡德平、王超平等参与组织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筹备多年的“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于1993年5月25日由民政部批准，5月31日至6月2日在太原召开成立大会。研究会理事由三部分人组成，即理论工作者、政策研究者和私营企业投资者，共160多人。

1993年春天，由笔者牵头，请戴建中教授及工商联研究室负责人参加，共同申报的“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课题被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批准立项，并且完成了课题研究方案、抽样调查问卷的设计。在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闭幕后，我们将省、市（计划单列市）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和部分地区的副会长留下，作为抽样调查骨干进行培训，根据各地私营企业登记的实有户数按1%比例分发问卷。散会后，各省市即组织具体实施。秋冬季收回有效问卷1440份。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由戴建中教授执笔写成《全国首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及分析》研究报告，将其择要上报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后，再对全文加工、润色，形成一篇有资料、有分析、有观点的研究报告，刊登于《中国私营经济年鉴》（创刊号）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后又翻译成英文，分两期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研究会从此议定，今后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抽样调查。从2000年起，在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第二任会长保育钧主持下，全国抽样调查逐渐制度化、规范化。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列入年度工作计划，提供调研经费。每次问卷内容，除基本部分外，都有增删。问卷设计和修改，由北京地区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学者负责，有关部门负责人审阅定稿，再具体组织实施。到2006年，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7次抽样调查。目前，正在进行第8次抽样调查。

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是一项创业型的基础研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在同类的调查中，它具有如下的一些不同之处。

一是组织参与人员多：人员构成有三个层次，即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北京成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有关工商局成员，以及各个调查点的具体操作成员。

二是抽样调查范围广：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地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是获得样本数量大：随着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抽样调查的比例相对降低，由1.0%降至0.55%。

四是调查持续时间长：从1993年6月起，至今已有15载。如果没有例外，这个大型调查应会继续进行下去。

经过15年、数千人次的辛勤劳动，获得了有效问卷18355份，还有几十倍于有效问卷的庞大数据。这些庞大数据有哪些鲜明特征呢？

首先，极其珍贵。它是运用全面、系统、翔实的调查数据，将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长过程描述清楚，记录下来，所以，我常说，这些数据，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它却是唯一的。

其次，真实可信。这些庞大的数据，不仅是数千人次先后7次，深入企业口问手记直接调查得来的，而且经过了科学分析与比较，做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加工整理工作。

最后，可以利用。这些数据不仅可以作为政策研究、理论研究的参考资料，还可以作为中外读者研究、了解中国现阶段具体国情的一把钥匙。

这些庞大的数据，如同骨骼、框架支撑起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理论大厦，而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个案资料，则如同血肉、建筑材料，进一步充实这座理论大厦，使其栩栩如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从而使得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主办《民营经济内参》2009年5月，第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