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近代史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民将陆续离开土地转变为非农业劳动者；工业化的完成，则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终结，这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9亿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怎样变成非农民，这是中国几代人才能做完的大文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获得了自立、自由、实惠的中国农民，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破题。而勤劳、聪明、吃苦耐劳的温州农民，用自己的实践写出了富有区域特色的专题报告。他们从“包产到户”到“地下工厂”，一直没有停止过向传统管理体制的挑战。他们纷纷从小块土地里走出来，办工厂、闯市场，向自己的传统职业、传统身份挑战——开始在家里，接着到城镇，再到全国各地务工经商。

在二元社会结构与现行的户籍制度下，中国农民要完成自身变革，是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在血与火的暴力掠夺中，被迫离开土地流浪城市，变成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的，而只能经过“耕者有其田—能者少耕田与能者多耕田—少数能者多耕田与多数能者不耕田”这样的过程，逐步地离开土地，变成“有也不多”的自由的剩余劳动者，在新的生存空间成为城市编外的常住人口，自谋职业，或者是用自己的劳动积累，自己动手建设一个城镇，实现自我“农转非”。这是一场不可阻止的“农民革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大趋势。

农民的行动并不都是天然合理的，因此，在活跃市场、提供服务、繁荣经济、更新观念的同时，也必然有其自身的痼疾——自然性、盲目性与事后性——所带来的弊端。这是工业化过程中必要的代价。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农民革命”，是中国特色工业化的组成部分，不可阻挡，更不可逆转，只能因势利导、兴利抑弊。

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迎接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

原载《中国农民》（创刊号）1993年1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