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时浓时淡。而今回首往事，只能将“浓”的多写一些，“浓墨重彩”，“淡”的少写一些，“轻描淡写”。浓淡之间的许多往事，依稀难辨，只能模模糊糊地让它过去了，但是，我一生做的，而且是终生都在做的两件大事还是牢牢记住的，这就是求学与治学。

“吾学也晚。”1949年9月下旬，我到邻村一家私塾读书。没过几天，老师说，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北京天安门广场要开大会、唱国歌。接着，教我们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我回到本村私塾继续读书，一直到1951年秋天，才正式进入镇办小学，读五年级。1953年毕业，去县城考初中，结果未被录取，接着复读。谁料想，1954年长江大堤有一段崩溃，大水殃及我们村庄，有一半被淹，我家房子也在水中。待安定后，考试时间已经过去，下半年我只好放牛（土地改革时，我家分了3/4头水牛），1955年春天再复读。7月初，我们几位同学随本村“稻客”（去无为县东乡割稻，卖短工）一道于下半夜启程，翻过长歌岭，渡过无名河，经严桥镇、红庙镇，于下午3：00左右，走完了100里路，到达无为中学考点，这次我一个人被录取了。

进入初中，开启了我人生旅途的一个新起点。课程学习本身没多大压力，老师留下的作业很快就做完了。课外时间，我尽情地读着我从未读过的各类小说。当时的无为中学图书馆不大，只有两间平房、一位管理员。我几乎读完了图书馆里所有的现代小说（那时书很少）。平时，我沉默寡语，爱静，只是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于是引起同学们关注。整个中学伙食费每月只有6元，每天0.2元，吃得很不错，经常有黄豆烧咸鱼。只是很少有零用钱，很少出去玩，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县城不过是个扩大的村庄而已。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我们教学大楼里住满了全县来的小学老师，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不久，听说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也被打成“右派”，还有历史老师、数学老师几个人都被打成“右派”。我想不通，感到茫然，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10月份的一天下午，班长说要召开辩论会，动员同学们把课桌拼成面对面的大长方形，好看清楚发言者的表情。大会开始后，主持人说明会议主题后，要求大家自告奋勇，踊跃发言。奇怪的是，所有同学都低头不语，连违心的假话也没一个人愿讲了。主持人再三动员，还是没人发言，没人打破这种难堪的尴尬局面，冷场到会议结束，就是说，整场辩论会没有一个人发言。由此可知，同学们知道了反“右派”运动的厉害。

农村进入高级合作化以后，我家的土地、耕牛、农具等，全部都归公了，日子越来越难。1956年，两个哥哥分家单过，我每月6元的伙食费成了大问题。初中毕业前夕，我准备报考芜湖电机学校（中技），将来当个工人，有个“铁饭碗”。可是，班主任朱映槐老师找我谈话，说要保送我直接进入本校高中部。我说，家庭经济困难，父母亲无力供我继续深造。他说，可以考虑给我一份丙等助学金（每月2元）。我回家再同父母哥哥们商量，决定还是继续读下去，这也就是说，每年四次往返100里路，我还得再走下去。

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我们去40里外的西山挑煤炭，到30多里外的长江边挑芦苇（盖房子）。我们经常晚上挑灯夜战，累个通宵，但尽做些无效劳动。超强度的劳动还可以忍受，因为当时可以吃饱饭。进入1959年以后，粮食越来越紧张，口粮标准不断下降。后来才知道，1959年7月4～23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张恺帆（无为县陡沟镇张家碾村人）回无为检查工作，发现有饿死人现象，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强迫社员吃公共食堂，层层克扣，由“大锅饭”变成“大锅粥”，再变成“大锅汤”，随令解散食堂，回家吃饭。这就是所谓“张恺帆大闹无为20天”。8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上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上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于是，张恺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从7级降到11级，并限期离开合肥，下放劳动。无为县委再次大办食堂，大刮共产风。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6.7亿斤，降为1958年的6.2亿斤，1959年再降为4.4亿斤，1960年降为4.0亿斤。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完成上缴粮食任务。据当时资料，“无为饿死人情况，1959年春开始发现，同年冬至1960年春为死亡高峰。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1959年死亡82278人，1960年死亡126524人。实际情况是1957年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320422人”。

更加糟糕的是，我每月4元钱的伙食费不能按时供给，我因此经常向同学们借饭菜票。无为县委鉴于全县劳动力大量减少，农田荒芜，遂把我们当成重劳动力使用。1960年上半年，县委命令我们在校生（高二班）全部步行至40多里外的蜀山圩区插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整天三顿稀饭、咸菜。但在雨天里，我还是看完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书。更为严重的是1960年国庆节后至元旦前夕，县委命令我们乘坐内河航船，在老师带领下，去西北方的雍镇公社一个叫大滩的村庄割稻。村庄不小，人很少，个个都瘦骨伶仃，无精打采。后经打听得知：村里人都死掉了，或者逃到江西省去了。我们全部住在牛棚里（所有耕牛都死光了），睡地铺。一天三顿稀饭，饿得前胸贴后背，连走路都不太愿意，可是还得弯腰割稻。饥饿难熬，吃过晚饭就躺下了，可我饿得睡不着。很多年后，我读到田家英于1962年5月在韶山调查包产到户问题，在一次调查队员的会议上说的“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深有感触。饥饿可以摧毁人的身体、人的精神。1961年上半年，高三下学期了。学校领导决定让我们借读芜湖一中，以逃避下乡劳动。若再要下乡劳动，不仅考不上大学，还摧毁了同学们的身体。

中学六年，本该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大好时光，但是，在最后两年，我一直挨饿，那种感觉刻骨铭心。饥饿像个幽灵，挥之不去，如影随形，弄得人筋疲力尽，无精打采。高一时，我们共有四个班，220人，到毕业时剩下大概150人，检查身体时发现不少同学都患有肺结核病，这是长期饥饿，营养不良，加上重体力劳动所致。患病的不准参加高考，所以真正参加高考的只有100多人了。中途退学的，都是父母过世了，家中无力供给伙食费。我算是抗过了饥饿，挨到了高考。高考前3个多月，先是招收飞行员，我体检不合格。接着军校招生，我们共有7人通过面试被录取，除我外，他们都是学理工的，我很不乐意。结果考试之前说我不符合标准，正合我意。参加高考后，我的成绩虽然不太理想，但总算考取了。

大学四年，全省实行包产到户，不再挨饿了，但仍然是“劳动+运动”。我还是我行我素，在课外时间，读完了《红楼梦》等名著，在上非必修课时，坐在100多人的大教室后面靠边处，看《马克思的青少年时代》《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晚上实行灯火管制，熄灯较早，教室锁门，我与申盛泰同学硬是在教室走廊里读完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不过，学校每月发给12元饭菜票，吃饭问题解决了，没有后顾之忧。在大学期间，可以记的是三次“四清”（有一次是毕业后）。

第一次是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太平县谭家桥公社西文大队二队。全村4个队，工作队员有4人，工作组组长是徽州团地委书记，还有团地委城市工作部长，以及我和我的同学夏茂伦，一位公社妇女主任不久即回去生产了，我和夏茂伦住在村边祠堂里面的一间偏房，祠堂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晚上松鼠很多，经常同黄鼠狼打架，吵得天翻地覆。一进门的后排中堂里陈列着一排乌黑透亮的大棺材（当地习惯，过了30岁即要准备棺材）。房间里墙上有个透气孔，有天夜里还飞进来一只小猫头鹰。这些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坏人。工作队队部发给我们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让我们壮胆，我嫌麻烦，过几天就上交了。最要命的是没有钱买手电筒，晚上散会回到住处，要走好长一段路。村中有条干涸的大水沟，只能沿着沟边摸着墙壁一步步前行，伸手不见五指。我们4个人在一家吃饭（每人每天0.4元，1斤粮票）。这里山清水秀，草木葱茏，我住的祠堂后面即是山林。三年困难时期，这里不仅没有死人，而且江北还跑来许多人（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是我的老乡，他的老婆、孩子都饿死了，他是志愿军退伍兵）。我们有时上山砍树，送给“五保户”当柴烧。这次“四清”，没有开过斗争会，没有发现“阶级斗争”案例。

第二次是1964年11月至1965年4月，寿县菱角公社朱厂大队七队，在淮河大堤下面。这次是“大兵团”作战。我所在的生产队有32户人家，派了3位队员（除我之外，还有我的同班同学，一位团区委干事、知识青年）。重兵压境，贯彻“桃园经验”，抓“吴臣”。由于这里遭受水灾，我们统一做饭。进入严冬季节，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工作组召开大会，批斗支部书记（40多岁，土地改革、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化都是带头冲锋队员，在“五风”期间，在高压政策下，开口骂过人，举手打过人，还动用过酷刑逼供手段，整治过“有错的”社员）。批斗时，据说就像当年斗恶霸地主一样，斗争高潮时，有人从淮河里提上来一桶凉水，从他头上浇下去……我不愿亲眼看到这种场面，借故请假外调，出去了。几乎同时，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长（兼大队支委）突然于夜间上吊自杀了，事先我们毫不察觉。我们来到他的家门附近，远远望去站了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我们三人商量，还是到工作组组长（一位区委书记）处讲明情况。组长也感到异常惊愕。待镇定后，他说道：“畏罪自杀，你们不要紧张，不要到他家去慰问。”天亮后，他到公社工作队队长（县委书记）处汇报。后来才得知，这位队长和小会计（刚毕业的初中生，16岁）对“桃园经验”恨之入骨，一天晚上，两个人在闲聊过程中，队长开玩笑说过一句很不敬的脏话。小会计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说要向工作组组长检举。检举后，这位组长当即上纲上线，严厉地训斥了这位队长。队长感到事情重大，怕被公开批斗，于是上吊自杀了。这个生产队此前办过油坊，队长很能干，每个工分值比周围队高出几分钱，人人都说七队比较好。我们查了几个月，账目清楚，未发现太大问题。队长死后，我们工作很被动。

我们提前离开工作阵地，回到学校，准备毕业分配。7月初的一个晚上，在阶梯教室里，我们两个班130多人静静地坐着。班主任老师宣布名单，首先宣读分到外省市的很少的几个人，都是父母双亡的；接着大部分名单上的人（没有我，这让我感到奇怪）到六安地委人事局报到参加“四清”运动；最后宣布分配到省委组织部“四清”工作队的，有15人，这里面包括我。事后听说，我们这些人将在“四清”运动结束后到生产大队当正、副支部书记，以后再逐步提到公社、县里。我觉得这不符合我的想法，而且很反感，但是没有办法，当年没有招收研究生的机构，必须接受统一分配。

1965年9月下旬，我来到省委党校报到，学习有关文件。10月初，我被分配到长丰县庄墓公社庄墓大队瓦房庄生产队。这是南京军区的“四清”工作点，经常有一位副司令或副政委住在这里，他们有时也到村里转一转。工作组组长是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还有师宣传科科长，团职、营职干部有好几个人。我所在的生产队是个单独的小村庄，我住在村里，学习、工作自由自在，吃饭要走二里路，到大队部里。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66年6月初，直到接到调令回省委。在这8个多月里，没有什么“阶级斗争”，和和气气的。

我们同时从“四清”工作队调回的，共有55人（其中有2人被打成“牛鬼蛇神”），都分在省直宣传文化口，我们13人到安徽日报社，我被分到总编室协助一位分管理论版的副总编处理稿件。我一人一间小办公室，理论版每周只有一个版面，工作轻松，我有大量时间看书，学习编辑。1967年9月到1969年8月，我被抽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清查敌伪档案。1968年春天，进行“整党”“吐故纳新”，我们有两位同志被清除出党（受诬告，1979年后平反）。

1969年8月底，我被调至家乡——巢湖地委工作，开始在地区宣传小组，不久即去筹建地委党校并任教员。当时叫“读书班”，读马列的6本书——《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开始是地、县委机关科级以上干部，以后就是培训青年干部（从下放知识青年中挑选的），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种课没法教。当时，毛泽东号召学理论，读马列和鲁迅的作品，于是，我提出申请教鲁迅的作品，经过批准后，我认真研读鲁迅杂文。教授结果，学员反映较好。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地委要求组织写作组，写出心得文章。我被抽去参加写作组（共2人）。我认真研读，写的文章在《安徽日报》发表了，算是完成了任务。

1978年3月，《光明日报》登了一则启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招收研究生。我真是喜出望外，我反复看了告示，只有经济研究所新中国经济史专业可以报名。但是，我大学毕业已经13年了，年岁也较大，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果考不上，将是很难为情的。考虑再三，我终于在3月31日下午，也就是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去报名应试。考试那天，我抱了一本《俄汉大辞典》（外语可以带辞典）进场。考试结果：外语及格，专业课78分（就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内容）。7月份复试，酷暑炎热。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复试后，我觉得没多大问题，于是大玩特玩。研究生院派了一辆大客车，载我们去十三陵、八达岭，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8月份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突然接到电话，是农发所王老师打来的，说我已被录取，并问我，农发所已成立，愿不愿到这里来学习、工作。我问清楚后，满口答应了，愿意到农发所学习。

1978年10月初，我丢下妻儿只身赴京求学。在3年时间里，我系统地学完了《资本论》第一至第三卷。专业课是去中国人民大学上的，其他知识是随着形势发展不知不觉地学习的。1980年下半年，我参加了由陈云主持的全国经济结构调查。先是在月坛北小街2号的一座饭厅里听大报告，几百人，每天下午有两个部委的负责人介绍。听后觉得，“文革”后，整个国民经济都搞乱了、搞垮了。接着，由所长詹武带队赴辽宁调查（我还穿着棉衣棉裤，第一次到北方，很不习惯）。1981年初回京。在此期间，我写了《对调整辽宁省农业经济结构的建议》（15000字）和《一位公社书记的意见》。

漫漫求学路，先后30年。

1981年7月，毕业论文答辩后，我自动留在农发所工作。先是给所长做学术助理，1983年初，中央1号文件下达后，所里组建“农村雇工经营研究课题组”，我被任命为负责人。4月下旬，我随刘文璞老师去广东汕头地区潮安县庵埠镇（镇和公社共有8万多人）调查。县委很重视，派出专车专人陪我们调查。一般是上午一家，下午一家。进入企业后，口问手记，晚上写出调查报告。一直工作到5月下旬。6月上旬，我们又去陕西关中多个县调查，近一个月时间没有洗澡，很难受。最后一站到达临潼。县委书记要我们先去洗澡。当年的华清池还没有整修，水质很好，我们痛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真叫舒服。晚餐很丰盛。如此这般，入户调查，深度访谈，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读书、思考、写作，我是专门研究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逐步显露出来，这就是在自序结尾处提到的那个“骨鲠在喉”。2006年初，我决定不再东跑西颠，决心坐下来读点书，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于是，我在年初考虑并申报了一个研究课题“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产生与形成”。但是，在读书、思考的过程中，遇到了4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这就是：正确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如何从被动摇到被放弃的？以“资本主义绝种”为宗旨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怎样提出和实施的？1957年以后，为什么在20多年的时间内，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和徘徊不前？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对私营经济提出允许存在、鼓励发展的方针，于是有人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的“对私改造”，就此提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4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其中，贯穿着两个本质问题，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

胡绳晚年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1998年10月12日，他在家中同丁伟志、徐宗勉等谈话，谈到“关于编写中应当着重研究的四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站在什么立场”。谈话快结束时，胡绳说道：“这问题恐怕要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胜利以后的主要矛盾说起。既然是主要矛盾，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在实际上是把‘新民主主义论’否定掉了。”“现在说‘左’是从1957年开始，实际上看来，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恐怕有点毛病。”事实证明，“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几代人一直没闹清楚，一直为它苦恼”。“共产党的确是为难啊，它的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结果你倒要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实在是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形势发生了大变化，这个问题却越搞越糊涂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应当重新清理了。”1340693

据此，我把研究的课题修改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前世今生”。从《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1940年，一直写到2012年，在这70多年中，私营经济的命运为什么如此跌宕起伏，为什么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波折呢？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国友人时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同年8月28日，也是在接见外国友人时，他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接着说道：“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就是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毛泽东更是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一边倒”方针，要求全国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制定了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实施，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彻底夭折。从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凡是不同于这个模式的，就是资本主义，就要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

1998年10月，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的自序中写道：“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会有人去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使本来可以进步得更顺利的未来世界受到损害。”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不能动摇。1993年9月27日，在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有关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这些年来，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思考这些问题：如果当年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没有“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那么，我们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当然，历史是不会有“如果”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所以，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要牢牢记住，千万“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进入老年阶段的我以强身健体为中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读一些过去想读而未能读过的和新出版的、需要读的书，写一些有所感悟、确有体会、他人未曾写过的文章，在生活、休闲、读书、写作等方面，都放慢了节奏。从2006年春天开始，我每天早晨都去附近的太阳宫公园徒步走两圈（约70分钟）。回来吃过早点，泡上一杯清茶，伏案工作到11点，做些家务，活动筋骨，准备吃午饭。午饭后，休息一会儿，下午再看看报纸，翻翻书，上上网，5点钟以后，跟孙子们玩玩。晚上陪老伴看看电视剧。晚上早睡，早晨早起。

人到暮年，喜欢忆旧。往事历历在目，如烟如云。早晨晨练时，我一边踱步，一边思考：“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夕阳黄昏尤为珍贵，因为剩余的时日越来越少，而积累的知识却越来越多。回首平生，在求学的道路上，我付出了太多太多。在有限的治学过程中，尽管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终因半路出家，功底浅薄，难在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领域有更多的建树。但是，我为之努力过、奋斗过、拼搏过，所以，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扪心自问，我无愧无悔。但是，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支撑时，我却在千里之外，孤身苦读，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老伴许宏业，是我的中学同学，大学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大学毕业后，她分到了教育部门，教中学数学；我则分到行政部门，从事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工作。成家后，我们没有固定的住所，四海为家，四海无家。当年我只身赴京求学，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一个上幼儿园，双方老人都自顾不暇。她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数学课，有120多位学生，每天上课，批改作业。工作繁忙，家务繁重，她含辛茹苦，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教学工作很出色，家务事也没有受到影响，两个孩子的学业更是没有被耽误。调到北京后，孩子们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读完了中学，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他们都选择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如今，他们都各自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事业有成，从未要我们烦神、操劳。如今，我最感到欣慰的是，两个孩子都很争气，工作顺心，家庭美满。原先，我最担心的孩子教育问题，老伴一人独立担当起来，努力解决了。抚今追昔，心中深深地内疚着。

2002年7月28日，是我们大儿媳妇的预产期，而且已经知道是双胞胎。她的母亲早逝，我一直出差在外。为了照顾大儿媳妇，老伴在她产前一个多月即把他们接到我们家住（单位分配的福利房，70平方米的蜗居），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自己睡在客厅里。这正是炎热的夏季，每天晚饭要做6个人吃的饭菜（老二夫妇也在家吃饭）。老伴一个人跑来跑去，照料全家人的生活。大儿媳妇生产时，我正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开座谈会。当天下午，接到老伴电话，说母子平安，两个小宝宝非常可爱，还得住院观察。第二天一早，我即乘飞机赶了回来。中午到医院，见到了儿媳妇和两个可爱的小宝宝。当我接过孩子，抱在怀中，看着他的小脸，我顿时感觉到做爷爷的责任和义务。在医院住了几天，回到家中。我们商量，他们在我家再住两个月，回去时留下一个孩子，由我们抚养，一直到3岁，上幼儿园。此后，我天天把孩子抱在怀中，稍大一点又手把手牵着，走遍了我家周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景点。慢慢地，小生命开始说话，开始懂事。

光阴似箭。又是几年过去，老二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如今，我们已是一个十口之家了，圆了我的“儿孙绕膝”的美梦。

2015年小满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