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格局，与80年代相比，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仿佛是一夜之间，我们这个古老国度忽然发现：市场取向的流行文化已然成为都市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流行文化的狂潮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往日罕见的喧嚣。我们的城市正在迅速地改头换面，鱗次栉比的现代建筑拔地而起，而城市的夜晚则被穿行于街市的人群、霓虹灯，以及矗立于高楼顶端、闪亮夺目的灯光广告所占据。

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现象是难以用印象式的方式来加以描述的。我们能够感知的是，那个时期的文化，已透露出一种远远不同于80年代的气息。“在此，确乎存在着一次深刻的替代与置换过程：不再是群众运动和政治集会（官方的或反官方的），不再是精英文化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引导，而是休闲、购物、消费，成了调动、组织中国社会的重要方式；购物空间，成了分割、重组、重建社会秩序的空间。”（戴锦华，1999：268）

于是，一个在国外早已争论多年而在中国却头一次碰到的困惑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流行文化？毋庸置疑，这一特定的文化现实使得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用以阐释文化和现实的方式，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流行文化的迅速崛起与繁荣，及其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使得人们难以再对它继续保持某种“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拒绝认识流行文化，就意味着无视现实。或许可以这样说，对90年代的中国人文学者而言，研究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必需，毋宁说更是一种充满了挑战意味的、艰难的现实抉择。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作者戴锦华认为，“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者所构成的挑战，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与关注对象的转移与扩展，而且意味着对既定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的质疑；它同时意味着对发言人的现实立场和理论立场的追问。”（戴锦华，1999：2）与同时代的许多学人一样，戴锦华曾亲身体验了80年代文化。那个年代的经历使她对精英文化眷念不已。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文化转型对她来说是痛苦的。她在多种场合和文章中都谈到，“文化研究”是她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断裂和精神危机之后，回应现实挑战的产物。在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立场做出近于苛刻的反省之后，她将研究的焦点投射到流行文化上来。《隐形书写》一书则是她在近八年的时间中，对近三千个日日夜夜所进行的思考的梳理和总结。

《隐形书写》细致地对1990年代的中国流行文化景观剥笋般地进行了条分缕析：大众传媒的兴起，对当代中国历史、禁忌、神圣、意识形态的消费，“毛泽东热”，“知青文化热”，“第六代”电影，“留学生文学热”，以《中国可以说不》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热潮，消费方式对社会阶级的建构，等等，都成为戴锦华解剖的对象。她将这些社会事实当中所深藏的社会文化心理内涵挖掘出来，将全球化进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以及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现实悉数展示出来，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文化反省的自觉。

戴锦华将20世纪90年代的这种文化格局称为“共用空间”——“国家、跨国资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在极端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在某种新的组合与重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相互借重与‘和谐’共生现象。”（戴锦华，1999：31）伴随着逐渐完善和成熟的文化市场，大众文化已替代精英文化，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构造力的新主流文化，有效地完成着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层、性别秩序、国族想象等关键方面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戴锦华，1999：283）

1996年，以《中国可以说不：后冷战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升温。该书的出版无疑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的成因。但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将充塞在中国社会的“不仅必然携带着社会性生存与身份焦虑，而且在对激增的欲望指数、生存压力的表达中混杂着”（戴锦华，1999：273）的巨大而无名的敌意与仇恨成功地命名并转移，显然是其深刻而内在的动因之一。一个能够支撑戴锦华观点的有趣的事实是，1996年以后，在非常有限地出现在大众传媒中的关于资方残酷剥夺、虐待工人的新闻报道中，资方无一例外全是“面目狰狞”的外商，尤其是来自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日商、韩商、台商和港商。从而，通过大众传媒这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借重的一种极其微妙的种族叙事策略，中国现实社会种种触目可见的阶级冲突便被非常巧妙地置换成民族冲突（外国老板），或其他形式的冲突（如港台奸商、城乡差别，等等）。

透过日趋增长的消费潮，戴锦华看到的是繁华的购物“广场”背后的叙事真相——阶与级分化的事实。从“五四”到“一二·九”，再到“四五”运动，“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记忆清单的必然组成部分”，“广场”（更准确地说是天安门广场），“在现、当代中国史上，始终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它联系着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现代、革命与政治的记忆，“指称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角色”。因此，当Plaza被译为“广场”时，便不仅是一个流行、时尚的名词这么简单的事了，这“更接近于一次置换与挪用”，“是一次遮蔽中的暴露”，“在有意无意间显现了90年代中国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症候与其实践内容”。它“似乎在明确地告知一个革命时代的过去，一个消费时代的降临。仿佛我们所亲历的，如果尚不是一个后现代社会，那么它至少也是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戴锦华，1999：260～264）更值得玩味的是，1996年以后，这一迷人的“广场”风景，已无法有效屏蔽阶级分化的社会图景了。当1997年夏天那场席卷京城的酷暑迫使许多只能在小批发市场消费，享受不起“空调”的北京下层市民去“广场”纳凉（而非购物）时，社会上某些被人无视的事实便一一在戴锦华的脑海中浮现，并倾泻于笔端。她认为，消费的可能与方式明晰地划定了不同的阶级与阶层。在一个由大众文化充当主角并被无所不在的消费主义逻辑支配的“新现实”面前，戴锦华将普通民众那种无所适从的无力感抒发得淋漓尽致。

在描述与阐释90年代的文化格局时，最令戴锦华难以释怀的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1997）——那些因经济转型带来的下岗大军和离乡背井的“农民工”，这些被无情地淹没在“历史地表”之下、“完全处于无名无语状态中的”的人群。我想，这种通过学术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决非故弄玄虚或标新立异，而是秉承人文关怀的学者对时代的思考。王小波曾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王小波，1997：29）戴锦华的文字所彰显出来的，正是这种“思维的精英”独具的气质。我常想，这是只有具有坚定的社会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才会做出的选择：“1996年以降，频频出现在传媒之上的、关于失业/下岗工人的报道、讨论，连篇累牍地将再就业的困境解释为失业者自身的‘观念转变’问题、‘素质’问题、‘缺乏专业技能’问题……或许可以说，正是类似讨论实践着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过程，它不仅潜在的将失业工人指认为‘公平竞争’中‘合理的劣汰者’，而且将他们无法成功地再就业的事实，归之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戴锦华，1999：278）“全然无视原有体制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缺失）……无视在失业/再就业过程中，公然而赤裸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戴锦华，1999：278）而此间，另一种叙事的修辞就像“黑色幽默”一样显得更为荒诞。许多传媒在头版头条和黄金时段都不断重复着“快乐下岗”的母题：原本老实巴交、别无长技的普通工人，一经下岗并“转换观念”，便逮住了“机遇”，不多时日便发家致富。失业或下岗似乎成了“丑小鸭”转变为“白天鹅”的良机！这类叙事在当今中国屡见不鲜。

在戴锦华看来，日益充斥荧屏的“苦情戏”和一度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文学创作，都无不暗含着文化转型期的独特趋势。“通过苦情戏所唤起的廉价且合法的泪水，我们得以释放现实中的匿名伤痛与巨大的失落和绝望，将它转换为一份‘人间真情’‘日常生活之正义’的安全情感。”（戴锦华，1999：51）在书中，戴锦华以1990年代中期热播的《咱爸咱妈》、《儿女情长》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原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人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社会主义全民福利制度的坍塌，在故事情境中不再呈现为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相反成了一个特殊的‘机遇’，用以展现‘血比水浓’的亲情，成了验证中国传统孝悌之道的极好舞台。”（戴锦华，1999：279）

而刘醒龙、谈歌等人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则在“分享艰难”（刘的小说《分享艰难》的书名）的基调中遮蔽着一种基本的社会事实。在这些小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某个作为昔日劳动模范的老工人。他克勤克俭、无怨无悔。但这与其说是昔日‘工人阶级主人公’精神的重述，不如说，是一种新的职业伦理与阶级身份的重建：一个本分的工人，一个模范的工人。或许正是在这类小人物身上负荷着类似作品的主题：‘分享艰难’——与国家、政府分享艰难；准确地说，是分享还不如说是转嫁国家、政府的艰难。”她还进一步指出，“在一个‘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角逐成功’、‘实现自我’作为主旋律的时代，对社会主义时期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再度倡导，被用以认可和加固一个阶级分化的现实。”（戴锦华，1999：283）今天，一些作家的自我已由失落完全转换为迷失，他们的姿态更多的是一种迎合，而不是以一种清醒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去挖掘潜藏于这个时代的更深层的内涵。北大陈平原先生曾对此种现象的成因做过颇为沉痛的描述：“他们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钱不值。于是，现代中国的堂·吉珂德们，最可悲的结局很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权威的处罚，而且因其‘道德’、‘理想’、‘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陈平原，1993）

戴锦华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地方还在于，她认为，作为90年代“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载者”（戴锦华，1999：3），大众文化包含着强大的权力性质，如媒介的权力。凌燕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取代20多年前安装在每个家庭中的高音喇叭，将日趋分散的社会成员询唤至一个影像构成的‘政治广场’，发挥着具有高度动员力量的整合功能。”（凌燕，2002）戴锦华鞭辟入里地指出，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系统“实际上成了90年代中国新的权力中心之一”（戴锦华，1999：221），“事实上成了某种超级权力的形式，履行着超载或曰越权的多重社会功能”（戴锦华，1999：38），如：“春晚现象”、“焦点访谈现象”、“媒介审判现象”、“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等等。“电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布尔迪厄在批评电视固有的弊端时提出来的。戴锦华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部分昔日自我定位为精英的知识界人士，借助其“权威而经典的文化身份”，以一种与新主流文化充分合作的姿态，迅速介入到大众传媒系统以及文化工业制作的流程当中，将文化资本成功地转换为经济资本，迅即脱身于渐趋边缘的地位，“不仅分享着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不仅成功地逃离了转型期知识分子群体所面临的经济困窘与精神危机，而且曲折但有效地保有了自己介入社会、主导社会的中心想象地位。在此，作为代价而付出的，不仅是对权力的媒介的指认及对媒介的权力的警惕”，甚或是保持“‘知识分子立场’所必需的社会批判精神”（戴锦华，1999：39～40）。

今天，大众文化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迎合了大众的需要，以至于有人宣称：只有知识分子对之拥有观察视角。一方面，作为大众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又有义务对大众文化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应是当代知识分子面临大众文化时的选择。

伴随着90年代迷人的消费风景线，大众文化已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呈上了一道“能指的盛宴”（戴锦华，1999：6）。但是，在这热闹景观背后，则是一幅幅远为大多数人所未知的图景，一种指向多元与不可知的“所指”。这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想到，却没能说出来的一种思想和严酷的社会现实。

而戴锦华以她一贯犀利的眼光和敏辩的才思，为我们揭开了笼罩在大众文化上的神秘面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者对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勾勒和描述，我们还看到了她是怎样以其特立独行的思想和姿态为我们揭示出这些现象和景观背后的修辞与策略：“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凸现这隐形字样，并在新的坐标中勾勒一幅文化的地形图，是一个文化研究者的选择。”（戴锦华，1999：283）在这里，她借助拉康的“镜像”理论，将转型期知识分子自我选择与定位的艰难放置在了90年代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在此，如何在民间/官方，自我/官方，自我/他人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参照中为自我定位，是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这里引进社会学内容分析的视角，运用文学文本分析的方法，那我们就会发现，在书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掩盖”、“遮蔽”、“转移”、“置换”、“询唤”、“整合”、“收编”、“合谋”、“修辞”、“命名”等语词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戴锦华执著地提醒人们去认识这复杂的文化格局中同样复杂的权力关系，在“众人皆醉”的际遇中保持一份“唯我独醒”的清醒，而非在一种表演性的对抗中，陷落于文化“镜城”而无法自拔。在此，戴锦华召唤和寻求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立场的意图已流露无遗。这是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最欠缺、最急需的一种品格。不管我们对目前的现状如何乐观与满足，一个不争的事实仍然残酷地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在喧哗与嘈杂的时代话语中，仍然有太多的知识分子没能也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书中所写到的，“作为90年代中国的社会奇观之一，是除却作为有名无实的官样文章，社会批判的立场不仅事实上成了文化的缺席者，而且公开或半公开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公敌’。”（戴锦华，1999：273）

一位批评界老前辈说，这是一个批评的时代而非一个叙述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担负的责任就是要让大众明白种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背后真正的意指和内涵。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使戴锦华选择了大众文化研究；而清醒的批判立场，又使她始终关注在“隐形书写”中被篡改、被遮蔽的弱势群体的真实生存境遇。一个文化研究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企及并透视了1990年代的中国诸多严酷的社会事实。而这一切的获得，都是因为作者本人所言的“一个知识人的现实姿态，不是、或不仅是他/她是否出入庙堂与广场，而是他是否在他的文化实践中履行着有效的社会批判功能。对我，这是本分，是落伍之处，也是不能自已的选择。”（戴锦华，2000：1）事实上，当我们阅读戴锦华的著作时，震撼我们的，往往不是知识或理论，而是一种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触到的真挚与热忱，一种试图通过学术研究来介入现实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而她自己也曾多次表述，她的一个难以改变的习性，是“对学术自身的热恋，难以超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难以为学术自身的纯正，割舍自己作为一个当代人的生命体验。”（转引自贺桂梅，2000：21）

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察觉到作者内心深处那份刻骨铭心的痛楚与隐忧；我们更不难体味到作者那种独一无二的开拓精神。我想，这——是一位“拒绝权力游戏”的学者所独有的充满睿智和勇气的双重开拓。其间，有充溢的才华、清醒的立场、非常的眼光、敏锐的感觉、翔实的材料、精细的剖析在字里行间流淌、流淌。在这本仅20万字的“小书”当中，戴锦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入木三分、发人深省的洞见——个让人徜徉其中、流连忘返的精神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