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军事技术总是最先被引进，因为若不如此，就会大难临头、国破族亡。1354793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欧洲和东南亚》

武器和军事组织方面的任何巨变都会使一些民族比以前更容易实现目标，却也让其他民族面临前所未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由此影响政治与社会。火枪的出现正是这样一种巨变。1354794

——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450～1800年的火药帝国时代》在亚洲军事史上，有关1511年葡萄牙入侵马六甲之前中国火器技术传入东南亚的历史仍遗留诸多空白。笔者曾撰文讨论过明初（1368～1450）火器技术传入大陆东南亚北部地区（主要包括今中国云南南部、印度东北部和大陆东南亚的北部）的历史及影响。1354795本文则主要探讨中越关系和越南历史中与中国火器传播相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涉中越关系，即火器技术到底是从中国传入越南，还是从越南传入中国。这一问题可追溯至《明史》中那段众所周知但又疑窦百出的记载：“至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1354796人们依据这条记载普遍认为，正是通过1406～1407年征服越南，中国人从越南人那里习得火器技术。1354797虽然这种观点已遭到诸多质疑，但并未被推翻。1354798学者们并没有找到确凿的史料，证实越南从中国获得火器技术。而《明史》的记载却得到其他数种中国史料的佐证。本文将充分利用中国和越南的资料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一方面阐明火器技术的中国来源，另一方面揭示越南在火器技术上的若干创新。

第二个问题牵涉15世纪越南向外扩张的动力，包括众所周知的1471年占城阇槃城（Vijaya）陷落事件和鲜为人知的1479～1484年越南军队对伊洛瓦底江的远征。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何在与占城对峙1000年或500多年后，越南能够打败占城？1354799现将已有观点罗列如下。

第一种观点是农业与人口论，认为越南的人口增长驱使其“南进”。1354800早期的研究都倾向将越南的人口增长归因于红河三角洲的农业发展，但对红河三角洲农业发展本身关注甚少。1354801而据最近理查德·A.奥康纳（Richard A.O’Connor）的研究，大陆东南亚缅人、泰人、越人对骠人、孟人、高棉人和占人的种族演替（ethnic succession）的主要原因便是水稻种植取代低地农业（花园农民）。这些种植水稻的民族能够种出更多的稻米，“促进贸易繁荣、人口增长，并为中央集权和社会扩张集中资源”。1354802李塔娜对越南北部和中部人口趋势的研究则为这一理论提供更坚实的支撑。1354803

第二种观点是儒家国家转型说，即1406～1407年明朝对越南的征服最终导致越南尤其黎圣宗（1460～1497）朝仿行明制。越南由此开始国家转型。特别是越南吸收中国的华夷论，将之运用到其与占城的关系上。用约翰·K.惠特莫尔（John K.Whitmore）的话说，“现在道德变成中心问题，由此区分文明（‘华’）与野蛮（‘夷’）”。文明相对论不再成为主流。改朝换代之后也不再是暴力掠夺，而是实行王化。换言之，只有当越族人永久占领占城，他们才能教化其子民。1354804

第三种是制度论。与上一种观点强调越南的制度优越相比，此一种观点突出占城的制度缺陷。如肯尼斯·R.霍尔（Kenneth R.Hall）认为，与其说占城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不如说是一个依靠个人关系网络整合乌合之众的松散政治联盟。占城农业基础和海洋贸易非常有限，主要奉行掠夺式的政治经济。占城国家制度的固有弱点最终决定其失败的命运。1354805

以上诸观点都各有其理，但是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解答。本文将从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角度切入，论证15世纪晚期中国的火器技术在越南南进、西征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