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为配合海外扩张，欧洲各国耶稣会士肩负着传播天主教义的使命，前仆后继奔赴中华帝国，在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同时，也学习研究中国文化，著书立说，报道中国情况，向西方传播中国的文明。然而，中西两种思想文化并非单向传播，而是经历了多次冲撞与较量。早在西方科技东来之前，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风物便已传到欧洲，掀起了16～18世纪的“中国热”和“中国化”思潮，对德、法、英等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在近代欧洲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英国虽然没有法国那么具有代表性，但依然涌现出一批政论家和文化名流活跃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舞台上。如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72）、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约翰·洛克（John Locke）、戴维·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奥立佛·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等。这些硕学在西方近现代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名垂青史，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生活境遇，或者受阅读视域的影响，对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华文明古国却态度迥异，褒贬不一，持有大不相同的“中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