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转向适度放权的市场经济时代，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不再是政府单方面地对社会进行控制与管理，而是走向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新局面。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处于中心地位，全面管理社会，在基层组织形态上实行单位制，将个人纳入单位的管理范围内，个人变成了“单位人”。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单位制”解体后大量的个人脱离了单位，走向了社会，成为“社会人”，其自主性得到较大的增强。

现代社会的基础形态是社区，在城市体现为居民社区，在农村体现为农村社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社会结构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调整、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基层社会管理的需要为社区自治提供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我国农村社区自治起步早于城市社区自治，城市社区自治成为近年来社区自治的重要趋势。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商品住宅区，单位型社区，写字楼，老旧小区，以及经济适用房住宅区。这几类社区居民的构成有所不同，对社区自治的需求不一样，相应的，社区自治的实现进度也不一样。其中，单位型社区居民组成人员主要隶属于一个单位或几个单位，同职业的成员居住在同一幢楼或几幢楼里。这类社区的居民职业构成比较明晰，但社区自治气氛淡薄，社区参与的机会及实际参与很少，缺乏自治意愿；写字楼社区主要是基于商业因素聚集起来，其构成人员流动性大，社区自治较为薄弱；老旧小区由于熟人社会，治理结构相对稳定，自治改革的意愿也相对较弱；经济适用房住宅区的居民对于社区自治的需求不如商品住宅区的居民那样强烈；而商品住宅区的居民对于推进社区自治，实现公共利益的需求和意愿比较强烈，尤其是高档住宅区的居民大多属于社会上的各类精英，这个群体的身份、能力、权力、资源优于普通群体，自身的其他需求满足后使得他们更加关注他人的、公共的事务，因此他们对于自治的需求更强烈，他们更希望能在社区内实行真正自治，他们也更有能力、更具有公共精神，他们争取社区自治的方法更多样，策略更丰富，投入更多且不辞辛苦。可见这类社区的自治实践相对于其他社区的自治来得容易一些。可以说，高档住宅区的社区自治实践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更大，可以成为城市社区自治的突破口和试验田。因此，本文选择这类社区进行研究，对中国社区自治的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今后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找到可行路径，以高档社区的自治实践为其他社区树立典范，为其他社区的未来自治实践提供模板。

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发展进程的大势所趋，各地也在积极尝试和探索城市社区自治，有的已取得了一些成功，有的则遇到了许多阻碍。我们从高档社区的业委会自治来看中国城市社区的自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选择北京奥临花园社区业委会改造案例，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城市高档社区的社区自治的尝试。本文主要观察何道峰领导下的社区业委会改造，以此来观察我国城市社区的社区自治。首先描述该案例中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开发商、业委会、社区居民、何道峰领导下的改造小组、志愿者组织等行动主体在本案例中的角色作用、相互关系、行动策略和互相博弈的过程，还原事件本身，总结业委会改造成功的经验，探讨业委会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其次，对业委会改造进行剖析，反思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