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而两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大相径庭。两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互补性强，市场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度日渐深入。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以不争的事实创造了人类发展的奇迹，而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复苏缓慢、实力相对下降，使这些年两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优劣之争不绝于耳，关于两国互动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治理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奇迹般的发展，吸收世界经济发展先进理念，选择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关键，而中国独特的、随时代进步不断微调的政治制度是基础和保障。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追随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盲目进行“结构调整”和“休克疗法”等教条主义的“改革”，而是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紧密融合，不断纠正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实行两者“动态平衡”，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模式”。

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1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几百美元增加到7000美元，对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的贡献率超过70%，近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逾20%，并且作为东亚发展的“领头雁”带动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在今后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中，中国还将与周边邻国共享发展红利，创造亚洲的经济发展奇迹。

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国际垄断资本利益服务推行新自由主义，主张全盘私有化以及金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弱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在全球范围造成失业高企不下、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政治动荡，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世界失业人口从2007年的1.9亿如今增加到2.4亿左右。统计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了74.5%，但工资仅增长5%，贫富差距明显拉大。

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孰优孰劣，已有公论。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于：

1.中国共产党遵循中国政治传统，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利益，并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美国皮尤中心和“亚洲动态”近来的民调均显示，中国政府在民众中支持率超过75%。

2.中国共产党继承传统，建立了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在执政理念和工作能力上鼓励良性竞争，高度重视实干，强调共识。

3.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突出协商和协调。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的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在半年时间内，向全国征集超过2500条建议，最终采纳近一半。

4.中国发展模式是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独创的。中国宏观调控手段远远超出凯恩斯经济学范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给了中国政府更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5.得民心、顺民意。中国政治哲学理念中，民意就是公众舆论，民心则是人心向背。孟子曰，“得其心，斯得民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使老百姓受益，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明显出了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贫富差距拉大，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富人剥削穷人的政治制度，注定会出现贫富分化，马克思《资本论》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本质，上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贫困人口2000年为3160万，2009年达4240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显示：占美国人口10%的最富有群体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从1980年的30%增长到2012年的48%。而占总人口0.1%的顶级富翁的财富占有率从2.6%增长至10.4%。据美国专家估计，近年经济复苏所得收益的95%流向仅占人口1%的超级富翁。

近几十年来，美国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中产阶层不断减少。这与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市场作用，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注重效率，忽视公平。

贫富不均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皮尤研究中心近期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过去十年中贫富差距拉大，CNN民调反映：有近70%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采取更有力措施缩小贫富差距；60%的美国人认为应提高富人税收以减少贫困。

2.美国选举制度的虚伪和内在不平等。表面上一人一票无法掩盖政治话语权不平等。美国学者认为，无论从竞选捐款者还是投票者角度分析，美国富人政治代表性远远超过其人数比例，更不用说他们可以通过游说组织、媒体等途径对政治体系施加强大影响力。

美国富裕阶层和普通百姓在许多政策立场上泾渭分明。老百姓广泛支持减少不平等和提升中产阶层经济机会的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但富人反对这样做。

3.两党斗争使美国政治出现“极化”，任何问题都按党派划线，而并非出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虑。

美国政治制度是两党轮流执政，其初衷是实现政策互补，但现在已经演变成两党纷争，尤其涉及重大议题，两党出自党派利益总是无法达成一致。联邦政府管理结构也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当初的设计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到后来就演变成了国会中一家或者一党否决制。

同时，司法和立法部门在美国政府中影响力过大，损及行政部门的执行力。美国人历来不相信政府，久而久之就出现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尴尬局面。这种处理行政问题的办法成本极高、效率低下。

举一典型例子，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推行医保改革，该法案在国会通过时，党派划线走到极致，居然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这种制度说得好听一点是决策机制过于松懈，太过民主，说得实在一些，就是党派利益高于人民利益，政府无法实行真正的惠民政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过，美国也需要“改革开放”，改变政府无能为力的局面。

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也出现两极分化、相互对立，致使联邦政府许多政策无法在各州推行。由于两党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美国50个州中有40个完全按照党派划分，只有10个州处于中立。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只是对这10个州的争夺。这种联邦和地方两极分化的现象导致利益集团现象长期化、固定化，政府政策和执行能力被“绑架”，社会缺乏活力和生机。加利福尼亚州因此经济已经破产，入不敷出，长期靠借债度日。

4.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无出其右，不断增加，扭曲民主进程，也削弱了政府有效执政的能力。美国首都华盛顿K街公关公司、游说公司云集，被称为美国真正的政治权力所在地，有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超过20名。金钱获得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美国政府的每项决定、美国国会的每项议案，背后都有这些公司的影子，都有金钱的推手。

美国国会议员的选举、美国总统选举的花费逐年增加，金钱政治已经成为美式民主的常态。近来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竞选资金的裁决，更是助推金钱政治“水涨船高”。据《华尔街日报》7月3日报道，过去20年里，克林顿和希拉里夫妇总共募集资金20亿至30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公司占13亿到20亿美元，高盛公司独占花魁，捐款近500万美元。而且该报还预测，如果希拉里决定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如此雄厚的资金实力将起重要的作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花费2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估计2016年选举将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过去30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在全球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主要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但效果越来越差。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的失败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痛苦经历中已有充分的佐证。民主原教旨主义从中东地区，特别是最近伊拉克的乱象中更是可见一斑。

今后全球治理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各国必须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因为它涉及世界的未来，涉及21世纪各国的命运。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有责任有义务直面这些重大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原则和“路线图”。金砖五国峰会召开在即，据了解五国将讨论如何合作改善全球治理，包括采取建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等建设性举措。各方对此有较大期待。

中美刚刚举行了第六轮战略和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治理方面增加了共识，减少了分歧。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有责任加强协商和合作，为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